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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银行开业的排场对于一向宁静的山城来说，可谓浩大空前。如此的排场自然也就耗资巨大，但银行的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样的场面是必要的，唯此浩大才可预示未来美丰银行的发展也是浩大的，是前途无量的。

为了操练这样一场华而不实的开业闹剧，康心如自然也是费了心思的。他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缜密安排，并亲自登门将重庆从政府到美国驻渝领事馆的要人以及重庆的乡绅父老尽数请来。

就在人们沉醉在这种豪华的场面之中时，其实唯有康心如忧心忡忡。他所焦虑的，是开业后的四川美丰银行能不能将业务顺利地开展起来。这才是最最本质也是最最关键的，这也是银行内部中美双方主事人员中唯有康心如最为关切的问题。

康心如一直认为，他取得这个协理的位置，决不单单为了日后为自己捞一点小钱。他觉得倘若那样耿耿于蝇头小利，那就太没出息了。他想，他既然已涉足于金融界，就应当扎扎实实地大干一场，干出点名堂，干出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而协理，便是他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于是，康心如更不敢有一丝的疏忽，也不能像雷文那般超脱，像邓芝如那般我行我素做甩手掌柜的。在某种意义上，美丰未来的成败与兴衰，事实上就是握在他康心如的手中了，那么他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呢？

康心如到底算是一个精明之人，他的思维使他对自身的行为始终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自美丰银行的创建进入筹备策划之时，康心如就已将他的四弟康心远及林少谷、贺友梅等三人派到了上海美丰银行见习业务。此后不久，康心如又专程从北京到上海，为即将开业的四川美丰银行招揽人才。他亲自物色挑选，最后聘到了几位对业务十分熟悉的专业人员，携他们一道乘轮船回到了重庆。康心如知道最终那些场面上的风风光光什么都不是，而这些对业务精通的专业人员才是美丰银行的真正栋梁。

开业伊始，身为美丰银行协理的康心如便自知他任重而道远。实践证明，像邓芝如那样的旧式商人及旧式的陈达湾是完全不可以依靠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康心如在他们那里都得不到任何帮助。而对于出任经理的美方代表赫尔德，康心如也极不了解，以至于基本上不能合作。一切都处在探索的阶段，因为几乎所有的行内职员对经营这样一个合资的银行都是没有经验的。

没有经验，可以探索、积累，但中美双方人员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却几乎把这个刚刚开业且未站稳脚跟的银行断送了。

银行开业经营的一年中，尽管康心如苦心筹划，费尽心机，请来业务骨干，开展多种业务，美丰竟然不仅没有营利，而且还亏损了三千多元。这可以说是美丰建行之后的一个污点。这一亏损的事实，使美丰银行上下都感到了某种压力。出师不利使人们神情沮丧，且相互指责，推诿责任。中美双方的经理、协理人员及双方的职员更是剑拔弩张。银行的经营现状与开张那天浩大的庆贺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一事实不仅成为当时报界感兴趣的话题，也成了专等着看美丰银行笑话的那些人茶余饭后调侃的谈资。美丰行在一年之间大起大落，真是谁也不知该怎样扭转败局，或是该怎样收场。

就单单亏损一事就很令人苦恼扫兴了，而偏偏康心如又被搅在中美双方特别是赫尔德与邓芝如之间的争斗中，弄得心力交瘁，焦头烂额。尽管他在这尖锐激烈的矛盾中，极尽斡旋之能事，但依然不能使双方的矛盾有一丝的缓解。而美丰银行的业务不能很好地开展，并一天天走着下坡路，事实上就是一年来内部永无休止的争斗造成的。其实，康心如对中美双方定然会产生矛盾这一点，是早有预料的。他清楚邓芝如那一类长期形成了固执封闭死板的观念的中国人，同赫尔德那种过于骄横跋扈、对中国人十分歧视的美国人是根本不可能和谐的。他们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成为合作的伙伴，更不要说成为好搭档。有鉴于此，康心如便只能更加平和，更加不咄咄逼人，而是以和事佬儿的姿态出现，从中千方百计地抹平，弥合。康心如始终在做着这种协调。他原以为，中美双方的矛盾有他在中间调解，不致激化到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地步。

但事与愿违。一年中，双方都没有在康心如的力劝之下，有稍稍收敛的迹象，以致最终发展到邓芝如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地跑到康心如的工作间里拍桌子打板凳，操着纯正的四川高腔，大骂美国人盛气凌人、专横跋扈，把翻译叫“西崽”，拿中国人不当人。邓芝如一向脾气火暴，不容分说。他声称他再不能忍受美国佬儿的歧视与侮辱，他不再受洋人的气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