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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强的出路。康心如对三菱、三井式的经营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十分向往这种经济事业。强烈的震撼和撞击只能使康心如更加慨叹中国的无望，自然也使他更加决心改变中国的封建与落后。

此时的康心如还没有意识到他对于人生的真正追求和渴望，也不会想到日后他正是以三菱、三井为模式，把他的美丰也经营成了一个巨大的美丰资本集团。

美丰银行离不开康心如

归国后，康心如曾到北京暂住。

一九二一年，康心如的四川老乡、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到北京，并住在康心如的家中。因邓芝如的父亲曾在四川当过候补道，和康心如的父亲换过帖，有深交，所以两家成为世交，多年来素有交往。与邓芝如一道来京的，还有曾在重庆“天顺祥票号”当过上街（营业主任）的陈达璋。他们此行的意图，就是想通过京城的活动，为邓芝如争到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重庆分行经理的职位。

邓芝如来到康家，显得雄心勃勃，兴奋异常。他大谈唯有同洋人合作干点什么，生意上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并讥讽康心如一辈知识分子是书呆子，百无一用，不会活着。当时的邓芝如对书生气十足的康心如可以说是毫无戒心的。

邓芝如专程跑到京城寻求洋人作生意伙伴，这在当时的民族工商界，是非常时髦的一种做法。其背景在于侵华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为外国人在中国发财提供了各种优越的条件，于是一时间“洋务运动”波澜壮阔，连遥远内陆的乡绅商董邓芝如这样的人，也不愿错过与洋人结合的机会。

邓芝如腰缠万贯，他不信用金钱就活动不出一个合资银行的经理来。他此行北京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的。他一进京便找到了四川聚兴诚银行分行的经理张熙午，并托付在银行业人头熟、交往广的张熙午为之上下通融，左右活动。

康心如在邓芝如北京活动的过程中，开始对国内银行业的状态有了一定的了解，加之他对金融这一行当有兴趣，便也积极为邓芝如出主意、想办法。

其间，为邓芝如疏通活动的张熙午找到康心如，因张熙午也是四川老乡，他们在北京也素有交往，所以张熙午有些事情愿先同康心如商量。这天，张熙午告知康心如，他得知上海美丰银行的总经理、美国人雷文（Frank．Jd．Raven）的代表麦利已抵达北京。而麦利此行的目的是来京筹募中方股款，并准备在直隶省（今河北省）开设美丰分行。张熙午认为这是个机会，何不乘机动员邓芝如与麦利会面，商讨在重庆设立美丰分行之事。只要邓芝如有诚意，就不愁在重庆筹不到华股。这样，一既能创办一家新的合资银行，邓芝如又能顺理成章地捞到经理一职，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张熙午希望康心如能从中积极动员邓芝如以促成此事。

康心如在张照午的托付和督促下，开始为促成重庆建行一事而鼎力从中斡旋。这其中固然有同乡的情谊在，但也有康心如想在金融业谋到一个饭碗的小算盘。

康心如发现，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奋力追求的革命事业屡遭挫败，“知识救国”的声浪终于平息了下来，而代之以浪奔潮涌的“实业救国”。即是说，革命者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经济繁荣，才可能国富民强，才可能谈到自由、平等与民主，也才可能真正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另外，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西方资本的投入以及西方先进机器、先进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的引进，使中国新式企业不断兴起，金融业迅猛发展。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说，就连四川那样的封闭内陆省份，金融业也日趋发达，并出现了中国银行、浚川银行和聚兴诚、中和、富川等一类的新式银行。由此，康心如料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金融业是大大有利可图的，而他过去在日本留学时所仰慕的三井、三菱那些大财团的发展，也是同金融业的发达紧密相联的。

在此基础上，康心如对中国金融业的态势也做了深入的调研与分析。他看到，国中纯粹民营发展起来的银行是很有局限的。单就这些银行不可能像国营银行那样拥有合法的“发钞权”这一点，就几乎使他们完全丧失了其发展的可能性。就是在四川乃至全国都颇具信誉的聚兴诚银行，尽管采取各种办法，千方百计地在北京活动，且打通了很多关节，要求政府准许他们发行钞票，最后也终于失败。于是这些银行钱庄，只能发行些“执照”在市场上流通，以弥补市场的筹码不足。生意做得平平，不可能有大的进展。而与洋人合资的银行就大不同了。这一类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