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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自此蒙古人失去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对附近各农业文明也不再构成威胁。统一的中亚终结后，东西方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亦随之而告终了。明清两代时东西方的陆路交通完全被隔断，而蒙古各部则越来越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蒙古于15世纪早期分裂为东西两部：鞑靼人和瓦刺人：中国的战略是挑拨他们内部发生争斗，然后坐收渔利。永乐帝就是靠着当年北上追击蒙古人并且在他们内部获得盟友而登上权力舞台的，他于1403　年篡位登基后，又5　次御驾亲征，越过大漠追击蒙古各部。1410年，永乐帝发动一了一支10　万人的大军，包括3　万辆粮草轴重，在气势上震慑住瓦刺人之后，又以卑词厚币买通后者越过克鲁伦河击溃了醚栩人的军队。而瓦刺人于l414　年向东打一张时，永乐帝又挥师越过克鲁伦河击溃了瓦刺人的军队。在这两次战争中明朝军队都使用了火炮。不久鞑靼人又冒险南下，水乐帝征兵23　。　5　万人，粮草轴重11　。　7　万车，毛驴34　万迎战入侵者，但鞑靼人不等交战使向西逃窜而去，后来明朝于1423　年、1424　年两次发动的征伐也是追赶不及，无功而返。永乐帝迁都北京，这已经说明明朝政府对抵抗蒙古人的入侵是何等重视了。边防问题是明帝国的战略重点，而北京正处于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咽喉要道，与长城相距还不足40　英里。这个地方曾被辽、元、明、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作通向中亚的根据地，而定都南方的政权或是偏安一隅，或是出于发展海外贸易的考虑，像南宋时的杭州，明初及太平大国（1853　一1864　）、1927　年后国民党的一首都南京。北京远离中国人「！和生产的中心地区，易受游牧民族的侵害，而且严重依赖长江下游地区的产粮，但它却成为中国好儿个政权的首都，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这绝不可能是巧合，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首都必须同时也是亚洲腹地非汉族地区的首都。“蛮夷”们始终是中华帝国军事和政治的有机组成，结果中国的首都自然就要向边境移动了。

明军远征蒙古各部，也是为了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消除其对中原的威胁，）例如，瓦刺人于1408　年起开始向明遣使进贡，这实际上是明朝花钱买来的和平。他们儿乎每年都遣使来京，每次人数高达二三千人，其中包括数百名来自中亚的商人。就像今天到北京的文化代表团一样，他们从大同进入中原后，地方官员必须为之提供住宿，因为朝贡使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瓦刺人向朝廷进贡土特产和马匹，而他们又从皇帝那里获得绩罗绸缎等赏赐。京城朝贡事毕之后，市场上会举行儿天的自由贸易。在这种有利的交换条件下，“蛮夷”仁往往也就默认了“三跪九拜”这种传统的朝仪。在中国方面，尽管有游牧民族的归化来朝，同时却也不得不忍受他们在沿途时的胡作非为以及在京期间的酗酒闹事。对于蒙古人而言，进京朝贡充满了魅力，意味着发财（如随团人京的穆斯林商人须向他们交纳费用）有许多进贡者自称来自远方的属国，但实际只是些商人。《　明会典》　中列出38　个西方属国，他们一般取道哈密进京朝贡，其中如小亚细亚的拉姆国晚至1618　年还曾向明廷进京朝贡。在明朝看来，进贡的政治意义要远远超过其经济意义，因为这就意味着边界上的相安无事。

到了15世纪30　年代晚期，正当明朝的航海活动进入尾声之时，亚洲腹地的边境上又重新出现了蒙古人的势力。瓦刺人的一名新领袖占领了哈密后又将势力东扩到朝鲜，l449　年还在长城沿线制造事端，并且不再遣使来朝，还率兵进犯大同。此时在位的明英宗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太监之手，在心腹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结果明军为瓦刺人所败，本人也被敌军俘虏而去。瓦刺人进而逼犯北京，但发现明朝大臣已拥立了新君并且严阵以待，于是围攻几天之后便撤去了。次年他们送还了被俘的明英宗，同时也恢复了先前获利甚丰的朝贡活动。

在此之后100　年中，中蒙之间边境纷争与遣使进贡一直交替进行。1550　年，东蒙古人的首领阿勒坦汗（　Altan　）纠集了一支大军，从东北部跨过长城，在京师附近烧杀抢掠了几天后才撤军离去。明朝的边防设施，如长城、烽火台、屯田部队，由于受到边境上敌军奸细的破坏，简直不堪一击。那些内奸还帮助阿勒坦汗建立了定居性的统治制度。阿勒坦汗在长城以外、大同西北的归化建立了国都，但最终于1570　年接受了明朝政府授予的“顺义王”封号，边境上暂得相安无事。不过，在满洲帝国崛起之前，蒙古的游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