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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动机产生了种种猜测。航海耗资巨大可能是一个原因，尤其在当时明朝正与瓦刺人交战，营建北京城同样也急需用钱。郑和的出海确实是种奢侈的冒险，除了声势浩荡并带回些奇谈异闻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商业利益。另外，由于这项活动是由宦官主持的，因而受到士大夫官员们的强烈反对，甚至永乐帝的这次伟绩在史书中也只是轻轻一笔带过而已。由于中国的统治理念和官方政策与海上扩张素来无缘，因此明初的航海活动就显得格外具有戏剧性的色彩。其扩张能力与实际成果，以今天的世界贸易与海外扩张实践来看，中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建立在广州、厦门、泉州和宁波的渔船和商船基础之上的中国海上军事力量，一直保持着稳步的发展。当时的中国几乎可以成为称霸东亚的海上强国了，如明朝舰队的航海技术与后勤服务水平已足以将大量的军队或货物运往东亚海域的任何一个地区。但1433　年之后，这一发展的萌芽就被扼杀了。永乐帝之后的明朝皇帝无一人是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式的航海爱好者，而明朝也与当时的葡萄牙不同，对航海缺乏持久的兴趣不说，也未能抓住发展海上力量的机会。郑和的航海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仅仅只是成为一种空前绝后的冒险壮举。

明代的反商业思潮

中西航海的这种差异有助于说明中国社会的特征。郑和的生活时代和航海壮举比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航海家，如德雷克船长（Sir　Frallcis　Drrake　）　，要早150　年，而当时中国统治面积和商业水平也都超过了整个欧洲。，然而，中国并未发展为一个海上强国，东亚海域乃至中国沿海的一些港口反而先后受到日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英美人的控制，而从中崛起的帝国主义扩张势力最终更是迫使中华帝国割地赔款乃至最后土崩瓦解。郑和作为一名太监和显贵，也缺乏后世欧洲商人航海家的冒险动力，甚至在横穿印度洋之时，他的权力和进程都受到皇帝的遥控。郑和可说是一名组织者、一位领袖、一位外交官和能干的朝臣，但他不是一名商人。从他的航海活动中并未产生出像弗吉尼亚公司或东印度公司那样的组织来开拓殖民地或创建海外殖民政府。当时已有不少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地区，当地的中国人人数也会超过该地的欧洲人，但中国政府对海外商机和建立殖民地竟然毫无兴趣。明清两代的收人主要来自土地赋税而非商业税收。对于当时方兴未艾、即将席卷全球的商业革命，他们可说是一无所知。若想了解这种反商业思想，须从制度、经济、意识形态和战略儿个方面来入手。制度方面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当时中国的势力局限于内陆地区，官僚阶级最初是从征收赋税者发展而来的，他们扶植农业，并依靠农产品来维持个人及国家的生活。在这种农业官僚社会里，商人的地位低于官吏并且为后者所利用。〕　由于中国一向自给自足，故经济方面的重点也是放在国内而非国外的商业发展上。）但是，为什么在经过唐、宋、元时期的商业发展后，明清两代却退回到古代的重农传统思想中去了呢？我们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理学思想（如继承古代轻视商业的传统）更是束缚了商业的发展。外贸方面的事务由大太监来经管，这就使得士大夫们更为憎恶商业。另外，明代政府致力于防止蒙古人复辟，可能也牵制了商业的发展。

蒙古问题

明太祖推翻元朝政权后，肃清蒙古势力一直是明初对外关系中的重头戏。明太祖并不想征服蒙古各族，只是想瓦解蒙古各部后削弱其军事威胁。甚至在明朝统一中国之前，明军就越过大漠追击那里的蒙古军队，并两次攻古喀拉昆仑。蒙古酋长战败后向明军求和，获准留在北疆并接受了明政权的封号，获得一与明朝发展边贸等一系列好处。通过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中国终于与内蒙古的半游牧民族结为盟友以共同对付外蒙古的游牧部落。

在中亚的察哈台，成吉思汗最后一个伟大的继承人，征服者帖木儿（欧洲人称之为Tamerlane　；　1　336es　一1405　年）于1369　年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以首都撒马尔汗（Samarkand　）为据点，向四处疯狂发动战争，入侵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击败了南俄罗斯的金帐汗国，甚至一度入侵印度北部地区。帖木儿与中国朝廷有些往来，一度还野心勃勃地想征服中国，曾率兵20　万东征，于途中病死后（1405年）才罢兵。他的去世标志着蒙古时代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