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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年多，世宗重新起用了夏言，严嵩又退居第二，他又巧奸毒计，将夏言再次赶回家乡，但他还不放心，直到把夏言置于死地才善罢甘休

严氏丞相父子兵

严嵩用毒计杀害夏言以后，又当上了内阁首辅，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在朝中，他除了取悦世宗，巩固皇上对他的宠信而外，就是为所欲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意孤行。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搞了四十四年的建醮、祷祀。前二十年，他还能够上朝听政，过问一下朝政，后二十五年，他干脆整夭泡在西苑里和道士们一起炼丹制药，讲求长生之术。严嵩当权时期，世宗早已多年不上朝了，除了征伐诛杀等大事外，别的很少过问；朝臣中除了严嵩之外，别人很难得见龙颜。这就更为严嵩独揽朝纲提供了方便条件。

严嵩除了投机钻营，并没有什么治国的方略，他最突出的才能，就是一意媚上。一提起如何讨好皇上，他就特别有“智慧”，能变幻出无穷的花样，真称得上是拍马逢迎的“天才”、“专家”。

严嵩得为首辅，日夜守候在西苑直庐，名为忠诚勤政，实际上却是为了时刻窥测皇上的意向。而昏愤不明的世宗竟也被他的这种假象所迷惑，对他更是宠信有加，还赐给他一枚银质印章，上面刻有“忠勤敏达”的字样。这君臣二人，为君者昏庸无能，为臣者阴险奸诈；一个喜欢迎奉，一个善于拍马，这一对儿昏君奸臣相得益彰，奸臣越是蒙蔽昏君，昏君越是宠信奸臣，到后来，世宗把一切政事都交给严嵩全权处理，严嵩利用自己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斥同僚，独揽朝纲。世宗下了些什么旨令，说了些什么玉言，严嵩都瞒得风雨不透，即使是内臣辅臣他也不让知道，更别说其他阁臣想参与批示奏章之事，那简直比见世宗皇上还难。

随着年岁的增大，严嵩渐渐有些老朽糊涂了，他自己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严嵩有个儿子，叫严世蕃，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历史的特殊性，反对社会革命，因而成了社会改良主义的理，凭借老子的权势当上了工部侍郎。这个严世蕃相貌丑陋，狂妄自大，奸滑狠毒不下乃父，且又年轻力壮，显得比他老子还精明能干。严嵩便把儿子拉出来做帮凶。

阅读世宗的御札之时，严嵩常常呆看半日也揣摸不透其中的旨意，他只得暗叹自己的衰老、迟钝，而严世蕃则机灵奸滑无比，往往能立刻摸透皇上的意图，一猜即中，所做的奏答都能迎合世宗的心意，令世宗满意。严世蕃的鬼子点还真不少，他以重金收买世宗的近侍，让他们把世宗的一切言语行动，包括饮食起居，个人喜好，对大臣的评价等等，事无巨细统统汇报给他。因而世宗的所想所做，他都了如指掌，知道得清清楚楚，世宗要办什么事，他事先早有准备，总是让世宗可心可意。

严嵩见儿子锻炼得比自己还能干，使偷偷让儿子入值西苑，代他处理政事、批示奏章。这样一来，严嵩更加离不开严世蕃了，不论大事小情，都得依靠儿子出谋划策。各部府有事请严嵩裁决，严嵩总是说：“等我与东楼小儿计议之后再作决定。”（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因而，当时朝廷内外都说，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严嵩不能一天没有东楼。有人干脆称他们父子为“大丞相、小丞相”。其实，称他们为“父丞相、子丞相”也未尝不可，朝中大权尽落他们父子手中。

严嵩父子一手遮天，包揽大权，他们倚仗权势，结党营私，收受贿赂力”为事物的“制造者”，“目的”指事物所要追求的东西。主，卖官鬻爵，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不以其本人的贤愚廉赃为依据，而是根据他们对严嵩父子贿赂的多寡而定。大将军仇蛮，原为甘肃总兵，因犯下贪虐罪被劾下狱，他以三千两黄金贿赂严嵩，并拜严嵩为干爹，结果得到了宣府、大同总兵的要职。工部主事赵文华，也是个奸贪小人，他曾经因为贪赃枉法被贬出京都，降为州判，他也以重金贿赂严篙，拜严嵩为干爹，因而又重新入朝为官，步步高升，成为严嵩的亲信党羽。还有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拚命巴结严嵩，以求得到一官半职，而严嵩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大力网罗私人，将他们安插在重要部门，充当自己的耳目、爪牙。对于那些不肯依附的官员，严蒿父子则大打出手，同时还要乘机敲诈勒索。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介，不肯同流合污，严嵩便指使党徒进行诬陷，把俞大猷逮捕下狱。朝中一些正直善良的官员颇为不满，出于爱才，大家凑了三千两银子贿赂严世蕃，俞大猷才被改判发配到大同戍边，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严氏父子利用手中的大权贪赃纳贿，大肆搜刮，可谓到了雁过拔毛的程度，严家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