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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奸是何等分明。废勇立广是文帝晚年最大的失误，他的失误导因于轻信杨素和独孤氏的谗言，所选非人。

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元月，文帝以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苏威为右仆射。成性怯懦，素从来都轻视他，做事独断专行。因此，实际上是杨素一人独掌相权，他梦寐以求的权势如愿以偿了，也在用手中的权力，做更多的坏事

阴险歹毒的杨素

隋朝奸臣杨素不分贤愚，在废立太子一事上，他也从中作梗，目的为一己私利，致使隋文帝决定废勇立广。此事传出，文帝其他诸子心甚不平。第四子蜀王杨秀尚武，任西南道行台尚书令，镇蜀州。他平时偏好杨勇，看不惯杨广，传闻他欲起兵拥立杨勇。

杨广感到秀威胁自己太大，阴令杨素侦其罪过。于是，杨素常向文帝低毁杨秀。仁寿二年十月，蜀王秀到长安拜见父皇，文帝听信了杨素的谗言，当面严厉斥责秀。仪同庆整从中力谏，文帝大怒，令杨素推治。杨广也在挖空心思制造杨秀的“罪证”。他密作木偶人如杨坚形貌，缚手钉心，埋于华山下，令杨素掘出；又伪作讨京师妖孽“檄文”，置于杨秀文集中。杨素把这些伪证—一上奏文帝。同年十二月，文帝废秀为庶人，囚于内侍省。趁此机会，杨素把凡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朝臣，一律诬为秀党而严加惩处。

杨素欺上瞒下，搬弄是非，制造冤狱，激起正直人士的不满。大理卿梁毗上书说：左相杨素，权势日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私皆非忠说，所进咸是亲戚。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桓玄卒珍汉祖，终倾晋作。陛下若以素为阿衡，恐倾基业之祸为期不远。

历来诺诺千人之中必有一愕愕之士，必有舍得一身剐而进忠言的人，可为君者很难听得进去。文帝也是这样。他不仅不听，反而逮捕了梁毗，指责他攻击大臣体。矛盾同一性的通俗表述。在中国，最早由明清之际的方，毁损社稷。毗理直气壮，命不足惜，恐怕没什么可畏惧的了。他说：“杨素擅权滥杀无辜，在废勇、秀之日，群臣震栗，唯独他手舞足蹈，喜形于色，哪有幸灾乐祸的忠臣？”文帝似有所悟，释放了毗，开始疏远素，外示优宠，赏赐金银古玩无以算计，而内则不令素通判省事，并出其弟杨约为伊州刺史，用吏部、兵部尚书柳述参掌机密，以削弱杨素之权。杨素心中自然有数。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文帝病重，杨素与柳述、黄门侍郎元产入阁侍疾。太子广入居大宝殿，虑父皇不测先作预防，手书封出询问素计，素条录事状以报广，宫人误送给文帝。此状暴露了贼臣道子的狰狞面目。文帝愤慨万分。恰值杨广企图强奸文帝妾陈夫人，陈氏逃脱奔于帝所。文帝见爱妾头发散乱，衣衫不整，泪流满面，急询问其故。陈夫人哽咽半晌，方说道：“太子无礼！”

文帝愈念，啮指出血，击床说：“畜牲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又悔恨说：“枉废我儿！”立即呼唤柳述、无声吩咐：“召我儿。”述、严将召太子广，文帝说：“勇也。”要废广重立勇。述、严出阁写敕书。

杨素知文帝没有召他和太子广，必有变故，设法侦得文帝废广召勇的决定，立即与广密谋，伪造诏书拘捕柳述、元严并押付大理寺狱；令东宫卫士入上台宿卫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列宁阶段的主要标志之一。斯大，门禁出入由亲信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心腹右庶子张衡入文帝寝宫侍疾，把侍奉文帝的陈、蔡二夫人赶到别室，顷刻之间，文帝驾崩。

文帝之死，又成千古之谜。一说是素与广密谋，令张衡进毒药，文帝饮鸩身亡。一说是杨素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这是《资治通鉴》胡三省的说法。从文帝前语看，知虽患重病，但头脑清醒，尚能觉悟所造非人，道出“独孤误我”，实则与其说独孤误我，不如说杨素误我。杨坚的过人之处在于临危不乱，知素在殿内与广有预谋，所以没有点破，大概想以缓兵之计，密令述、卢召勇废广，暂时稳住素。殊不知杨素老谋深算，与广策划变起仓促，文帝暴崩。但基本上可以断言文帝死于杨广、杨素、张衡的阴谋之中。

七月上十一日，在杨素的拥戴下杨广登上皇帝的宝座，史称隋炀帝。炀帝令素弟杨约入长安杀勇，并对素说：“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八月，炀帝流放姐夫柳述于龙川，无声于南海。又令人召幼弟并州总管汉王谅入京，想尽杀诸弟，以巩固帝位。谅知有变，起兵反对炀帝。于是，炀帝任命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征讨谅。

临战前，杨素先杀军士三百余人，然后进军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