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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着大脑赋予他一点点启示，使他能从紧紧刺激着他的精神压力下得到解脱：我是谁，我在哪儿，该怎么呼吸，该怎么说话……

尽管姑娘重复说道“您要点什么？”用她那纤细的所有手指敲击着桌子，马里奥·赫梅内斯更是陷入了无言对答的窘态之中，于是，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把她那有几分威摄力量的目光转向了他的同伴，长有一排闪光皓齿的小嘴巴发出了和谐悦耳的声音，如若在其它场合，诗人聂鲁达会把姑娘的这句问话看成是例行公事：

“您要点什么？”

“和他一样。”

邮差7（1）

两天以后，一辆满载着标语牌的卡车来到诗人的寓所将他“劫持”而去，这些贴有诗人画像的标语牌上写着“聂鲁达，总统！”诗人在自己的日记中总结了自己的感受：“政治生活象霹雳一样把我从自己的创作中唤出，人们给我上了生活中重要的一课，我可以怀着诗人固有的怯懦、胆小人的窘迫走进他们，但是，一旦投入了他们的胸怀中，我感到自己被彻底改变了，我是绝大多数人的组成部分，我是人类大树上的一片叶子。”

赶来告别的是这棵大树上另一片忧伤的“树叶”……—邮递员马里奥·赫梅内斯。然而，就在诗人拥抱他后，非常郑重地把罗萨达出版社出版的、圣经纸印刷的诗集和三册红牛皮精装本《诗歌全集》送给他时，他也没有因此而得到安慰。甚至于在得到了昔日他最渴望的写在诗集上的题词，“献给我的挚友、同志——马里奥·赫梅内斯，巴勃罗·聂鲁达。”他仍是愁肠百结。

他看着卡车沿着泥土小路疾驰而去，他希望飞扬的尘土象埋葬一具庞大的尸体一样，彻底把自己覆盖。

出于对诗人的忠诚，他发誓在没有逐页读完他的三千页诗歌之前，是不会轻易葬送自己的性命的。前五十页他是在钟楼下读完的。此时此刻的大海，曾给予诗人灵感，创造出多少光辉灿烂的形象化的比喻，而予他呢？大海就象一个枯燥无味的提词员，反复叨念着：“比阿特雷斯·冈萨雷斯，比阿特雷斯·冈萨雷斯。”

两天以来。他在小旅馆外面遛达，自行车后面系着三卷诗歌和他在圣·安东尼奥买的“塔”牌笔记本，他原想通过大师行云流水般的抒情诗捕捉到形象比喻，然后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在那段日子里，渔民们看到他拿支铅笔不停地涂划着，心力交瘁地面对着大海，而他们不知道，他在一页一页的纸上画满了简单的圆形和三角形，这些看来毫无意义的内容，正是他想象力的X光片。只需很短时间，小海湾的人们就会有传言，黑岛的巴勃罗·聂鲁达不在此地，邮递员马里奥·赫梅内斯极力为继承他的王位而奋斗。以十分“专业化”的样子沉浸在不尽的苦恼之中，他对人们的嘲笑挖苦全然不觉，直至某一天的下午，当他坐在码头上，“啃”着《怪异集》这本书的最后几页，渔民们在这儿出卖他们的海鲜产品时，来了一辆装有扬声器的小型卡车，传来尖声厉气的口号声，“让智利总统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消灭马克思主义！”与之相配合的另一声音虽不算足智多谋，但听上去至少是底气十足：“一个在政府事务中有丰富经验的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从喧闹的小卡车上走下两个穿白衣服的人、，他们走近人群，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这里附近的人们由于缺牙短齿，因而少见这种过分奢侈的笑容。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是议员拉韦，地区右翼力量的代表人物，他早就许诺把电力设施扩展到海湾地区，可兑现总是姗姗来迟，可以看到的是，在十字路口处莫名其妙地安置了一个红绿灯（虽然也是法定的三种颜色），收鱼的卡车、马里奥·赫梅内斯的雷佳诺牌自行车、驴、狗、受了惊吓的母鸡统统在那儿穿过。

“我们在这儿为亚历山德里工作。”他边说着边把传单发给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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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们只是客客气气地把传单收起来，这种态度是由于左翼力量长期主宰该地区，渔民们又大多数是文盲所造成的。他们看看照片上这位前统治者的照片（这位老人的表情、作为和他那严厉的说教完全一致），就把传单塞进衬衫的口袋中，只有马里奥把传单还给了他。

“我投聂鲁达的票。”他说。

议员拉韦向马里奥、向渔民们投以动人的微笑。所有人都为拉韦是如此亲切而深深地着了迷，也许亚历山德里本人知道渔民们热爱他，才派他在这些长于精工制作鱼钩、颇有心计避免上当的渔民中间展开竞选宣传。

“聂鲁达，”拉韦重复道，给人的印象，他在提到诗人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