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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医学业,但是……它只能腐蚀那些愿意被腐蚀的人。”而那些要为保护公众健康负责的政治权利机构、卫生机构、健康保险机构、医疗从业人员、还有传媒业都没有真正履行他们的义务,尽到他们的职责。
美国人马西亚·安吉尔(Marcia Angell)在其2004年出版的《制药公司的真相:它们如何欺骗我们,我们如何反抗》一书中揭露的正是这样的典型模式。这位哈佛教授、美国科学院医学部成员、《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主编认为,这个模式提供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参照:“大型制药公司一方面减少抗疾病新药的研发,一方面推动疾病的发生,以便更多地销售他们的药物。成百万的正常人被他们诱导着相信,自己罹患了不存在的或被夸大了的疾病。”
“药人”,药厂,药商们会为制造出新的疾病,建立和发展了这样的市场而感到恐惧吗?不可能!在这个链条的尽头,是喝得醉醺醺的病人——纳税人。在他们的酒杯里的是又贵又苦,有时又抑制神经活动的鸡尾酒。祝你健康!
“非洲,制药老大哥的试验场[7]”
以此为题发表在2003年10月《外交世界》上的文章写到[8]:“被极低的成本和极少的监控所吸引,药物实验室在非洲测试他们的产品,而置那里病人的安危于不顾。面对试验事故的不断增加,某些测试不得不中断进行。此偏离正常轨道的现象揭示出,制药业为了解决北半球人口的健康问题,开始将南半球人口作为试验品……”
在南半球的许多国家,在《纽伦堡公约》签署地的千里之外,制药公司枉顾所有的职业道德、操守和伦理,展开大规模的药物临床试验。《纽伦堡公约》是1947年对纳粹医生审判之后颁布的医学界公约,它第一个规定:在没有得到参与者同意,提供的资讯过于简单,监控不足,对病人和民众不利的情况下不得针对人体进行医学试验……然而,当今的临床试验为了评估病人的耐受度及衡量药效,建立起一种新药形式化、精密化、有效性和商业化都必不可少的程序。每年全球都要进行将近一百个临床药物试验,10%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其中的1%选在非洲。
“制药老大哥”的叫法来自2005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说《不朽的园丁》(2001年)。书中描述了一起发生在尼日利亚的真实事件:医药公司在那里非法展开用于脑膜炎治疗的抗菌素药物试验。据作者言,该试验致使一些非洲儿童死亡,一些则终身遭受后遗症的折磨。事件发生十四年后,受害者的父母试图在美国法庭状告这个医药公司,2007年,尼日利亚政府终于开始为这些受害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
2001年3月,一些世界最大的药品实验室将南非政府告上法庭,指控它进口,然后仿造可以治疗其四百七十万艾滋病人的非专利药物。三年之后,在全球强烈的抗议声中,在一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首脑(包括格哈德·施罗德)的施压下,他们终于不得不放弃了指控。
制药老大哥和他的完美世界
和控制世界的老大哥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制药老大哥掌握着帮助人们减轻“生活重压”的药物的控制权。其主要武器:通过媒体洗脑,使人们相信,那些合法销售却令人生畏的药品对精神健康必不可少,从而产生依赖效应。
和《药人》一样,查里·梅达瓦尔(Charles Medawar)和阿尼塔·哈顿(Anita Hardon[9])在《失控的药品?抗抑郁剂与善意的阴谋》中揭露出制药业如何越来越少地投入公共卫生,而越来越多地寻求控制公共卫生的事实。透过镇定剂和抗抑郁剂的例子,作者将目光投向药品促销,市场营销,以及情绪控制药物“百忧解”(prozac)和“赛乐特”(paroxetine)的处方和使用问题。
作者质疑:
——那些被认为应该接受治疗的精神问题,是真的存在还是被高估了?
——抗抑郁剂真的有效吗?
——病人会对药物产生怎样的依赖?
——药物是否具有副作用?
该书还揭露出服用抗抑郁剂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而这已是得到证明的事实。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它的英国同行——医学安全委员会——最近都建议医生不要再开具血清回收抑制剂(盐酸氟西汀—百忧解类抗抑郁剂)的处方,因为实验观察显示,十八岁以下年轻人服用该药后容易产生自杀倾向。
虽然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抗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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