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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找到了中国家电业的死因：

“国内整机企业面对相同的供应商、相同的芯片方案，同质竞争，只能打价格战。很多中国企业都不愿意打价格战，都想差异化，但芯片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中。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

周厚健和他的搭档夏晓东也早已找到了中国家电业的“死因”。

周厚健说：“产品越同质化，竞争就越惨烈。产品的同质化缘于技术的同质化。大家都在翻版国外产品。举个例子讲，大家现在都知道，电脑给大家的印象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实际上，产品确实运用了比较好的技术，但是从芯片到CPU基本上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具体讲是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它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产品，所以它的利润很低，越来越低。技术差异是形成产品差异的最基础因素。”

他们不但看到了死，也看到了生。他们知道，如果不掌握芯片技术，整个中国彩电业迟早会完蛋。

周厚健有一次说：“中国的彩电生产量很大，但是没有自己的芯片。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意味着决定不了功能、决定不了性能，决定不了电路程式，就等于你没有决定产品的权力。芯片起的作用就是我说的这几点。机器的功能、性能，电路的程式和复杂程度，都是由芯片来决定的，所以说没有芯片就没有选择产品的权力，只能模仿别人的。中国这么大的制造能力，是绝对的彩电第一生产大国，但连最起码的产品权却没有，所以也很难讲未来发展的趋势。”

周厚健和夏晓东想到了自己搞芯片开发。

夏晓东那时候担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和技术中心主任，他跑到了美国，与美国一家芯片设计公司洽谈，希望和他们一起进行有关电视芯片的合作开发。我们今天可以想像谈判的艰难，这是一个弱者与强者的对话，任何从强者那里获得一丁点东西的试图，都会付出辛苦甚或屈辱的代价。

事关海信未来，事关海信生死，夏晓东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对方答应合作，海信付出什么都值，他个人忍受什么都可以。

那家公司最终答应了夏晓东的合作请求。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盘算——他们原本主要做显示器产品，与海信合作可以介入电视机整机方面的业务。

1999年，夏晓东派战嘉瑾与其他研发人员一起，去美国协助该公司作一些芯片验证板及调试方面的工作。当然，该公司对代码、设计流程等知识产权保护得如“铁桶”一般。

“它们与海信的合作并非技术合作，是纯粹的低端合作，不可能对我们开放技术，只告诉了我们功能方面的一些东西。”战嘉瑾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相当于他们的用户，也只能从用户角度提一些问题。”

战嘉瑾在美国工作了3个月。在这3个月里，他从对芯片设计一无所知、充满好奇慢慢变成了一个充满感性认识、半吊子的专家：

“就像感觉到菜好吃，就要到厨房看看有哪些配料、流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对我最大的帮助是，集成电路设计并不是那么神秘。以前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集成电路设计很难、高深莫测，因此一直对‘中国人能做芯片’持怀疑态度。”

最令战嘉瑾感慨的是，那家美国公司做芯片设计的开发人员数量很少，也就那么7、8个人十来条枪，而且他们都是中国人，与自己一样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他们中有人来自中国大陆、有人来自中国台湾、有人来自中国香港。这些中国人在美国干得有声有色，他们设计的一款液晶显示芯片，其出货量当时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三。

“既然7、8个人就可以做到全球第三，芯片设计显然没有想像中那样难！”　战嘉瑾说。

他在心中为自己列下了一组做芯片的程式：

◆7、8个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做芯片可以做全球第三。

“谁也不比谁笨，”他想，“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硅谷做就一定比在国内厉害？”

他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对“芯片”的神秘化和国内产业环境的问题。

国内的产业环境的确不是太好，对于芯片业的落后，国家早已紧迫不已，但是长期扶植的政策等各方面的氛围却是异常滞后。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战嘉瑾已经发现“芯片”不再神秘，不再让他感到恐惧。仅仅在美国呆了3个月，他便开始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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