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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林和王心安率部北上乐陵堵截，捻军从阳信北上海丰。郭松林、唐仁廉和春寿率部追击，将捻军击败。张宗禹率队西奔宁津和吴桥之间，左宗棠从连镇督率部队追赶，与郭松林的骑兵和步兵轮番追击，使捻军无法喘息。

这一仗，清廷的各路兵马连续追击十六个昼夜，斩杀大批捻军战士，张宗禹的兵力更加衰弱。

7月下旬，西捻军奔到商河，遭到郭松林和潘鼎新所部攻击，损失惨重。四千名捻军战士被杀被俘，张宗禹本人中枪落马，被部属救起，几十名随从掩护他逃走。

当时大雨滂沱，河水漫过堤坝，刘松山等部为积水所阻，张曜等部在临邑扎营。

西捻军奔向宁津西南，刘松山令部队避开水淖行军，追到吴桥。易德麟所部在这里设伏，俘虏和斩杀两千人，许多捻军战士投降。

黄翼升、欧阳见利和姚广武奉曾国藩的命令，已各率所部炮船从张秋渡过黄河。传说船上见到了龙神，河水忽然大涨，炮船才得以乘着水流进入运河河口。炮船开到德州，运河防御更加巩固。　。。

1868年，同治七年（6）

刘铭传随炮船到达德州，参见李鸿章，听说各军都获大捷，不愿坐享战功，一再表示不愿领兵作战。李鸿章仍令他率领旧部奔赴前敌。

西捻军被刘松林的湘军击败以后，奔向德平。郭松林、潘鼎新、陈国瑞和张得胜率部集结商河。张宗禹避开追兵，率部涉水奔向西南，抵达高唐。

潘鼎新所部追到高唐，捻军便南下清平与博平，企图再次扑向运河防线。这时临清、东昌和张秋关闭河闸，水位高深，马颊河则有黄河之水漫入。沿河驻防部队防守严密，捻军无法靠近，便从博平奔向东昌，南攻河墙，被守军击退。

刘铭传出兵后，提议防守徒骇河，把捻军逼得无处可逃。他的部队负责桃桥至南镇的防守，郭松林所部负责防守桃桥至博平一段，袁保恒、张曜和宋庆所部负责从博平守到东昌。这样一来，就把捻军包围在黄河、运河与徒骇河之间。

作战区域遍地水溜泥泞，捻军无法获得食物，各部解散，几万人不知该往何处去。郭松林和刘铭传率领五六千名骑兵，纵横截击，斩杀几千名捻军战士。

张宗禹率领几十名随从骑马北逃，被淮军的骑兵追上。张宗禹弃马逃进禾丛中，被困很久，无法逃脱，便投水自尽。淮军抓到他的儿子张葵儿。他的侄儿张正江奔向南镇，被刘铭传所部抓获，同时被俘的还有捻军的四千名老战士。其余捻军部队，都被善庆和温德克勒西的部队歼灭。

西捻军覆没后，清廷在8月下旬接到捷报，奖赏各部将帅。李鸿章被授予协办大学士，与左宗棠一起晋升太子太保。刘铭传刚刚到达，只有一战之劳，真的坐享其成，封为一等男爵。清廷给他的封赏，是因为那个神奇的传说，即水师船中有龙神显身，因而增水助顺。

东捻军和西捻军在军事上的失败，究其原因，在于无法突破曾国藩提议的筑墙防堵。捻军是一支善骑的部队，骑兵往来冲突，驰骋千里，势不可当。曾国藩当初奉命北征，苦于买不到足够的好马，无法用骑兵与之抗衡，在军事装备上落后于敌人。于是他想到秦朝抵御胡骑，筑了万里长城，是十分有效的对策。

曾国藩提出借助河流提供的自然防线筑墙堵防捻军，一开始有人讥笑他迂笨，他还是固执己见，认真实行。李鸿章是个聪明人，也不觉得这个法子有什么可笑，延续了老师的做法，才能把捻军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最终加以消灭。所以看似笨拙的办法，也许是最有效的法子。这一点，给后世的军事家提供了不少启迪。

王定安在《湘军记》中记载了他与曾国藩的一段对话。王定安说西方人纵然有枪炮利器，也是可以战胜的。曾国藩表示赞同，说胜负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兵器。后世人以劣势武器战胜装备精良的敌人，也从这种思想中汲取了教训。

清廷没有忘记曾国藩的功劳，在同治六年将他就补大学士，留任治所。东捻军覆灭后，给他加授云骑尉世职。这一年又给他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以练兵、整顿官场与治河三端为要务，逐步推行改革，设立清讼局和礼贤馆，于是直隶一省政教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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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眉的苗民起义军于3月份攻打湖南晃州，又于4月份攻打湖南沅州和麻阳。席宝田回师铜仁，李元度率部留在石阡，对付其余的起义军。

席宝田的部将荣维善这时已率十三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