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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矛盾的：如陈济生的《再生纪略》说，牛金星同贺有威、郭之纬两将留守。

《甲申传信录》说，李过和贺锦留守（按：贺锦当时在甘肃，此系误记）。《甲申核真略》说，西李都督同牛金星留守。《平寇志》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

在李自成率师出征后留守北京的大将究竟是谁需要进一步考证。

如果仅据赵士锦的记载就断定是李岩还不足以成立。其次，关于李岩在天津地区和北京城郊作战的问题。《甲申纪事》附录的一个塘报里，谈到明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告说：

四月二十八日遏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率贼兵赶天津金总兵，至李村北首，因金总兵官兵往南回，李公子追赶十余里，将官兵杀死。李公子收兵，到李村下营一晚。二十九日李公子领兵回天津，天津城门俱闭了，不容李公子进城，内里百姓大炮打李公子，，李公子带领兵马星夜往北京。

这个材料从内容来看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如“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的说法不仅不符合李自成的军制（大顺军是不设总兵职务的），而且在当时民间流传的李公子一般都指李白成。

“天津金总兵”的说法也有问题，据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明代最后一任天津总兵曹友义，并不姓金。

材料中所谈到的作战情况，在天津府志、县志和《天津卫志》里都无可查考。按当时情况分析，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战役失利后，二十六日返回北京，准备登极和西撤，不可能派出“制将军”一级的大将再东去追赶什么金总兵。

据《国榷》和程源的《孤臣纪哭》载，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后，明天津兵备道原毓宗立即投降，在城楼上树起“天应民顺”的黄旗，天津的老百姓也在门前贴上“民顺”的纸片。

可是，明天津总兵曹友义却顽固不化，“以牙兵五百斩关而出，毓宗以津兵邀之，友义单骑走”。很可能这个辽东生员报告的李公子追赶天津金总兵一事就是“毓宗以津兵邀之”的讹传。

有人还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岩曾在北京领兵抵敌跟踪而来的吴三桂的军队。

（甲中年四月）癸未（二十六日）闯贼奉皇太子复入京城。三桂移檄降贼诸臣，许其反正，立功自赎。闯贼怒，囚其父襄，驱都城百姓毁崇文、宣武门民居数万间并夷牛马墙待战。三桂兵至，贼命刘宗敏、李过、李岩连兵十八营拒敌，唐通为前锋。兵初交，参将冯有威刺通堕马，得救去。白旗兵射刘宗敏堕马，亦救去，拔贼八寨，斩首二万。群贼奔入城。三桂兵至城下，贼挟吴襄乘城，呼三桂降。关兵射杀挟襄者。贼怒，杀襄并其家三十八人。

这段文字没有一句符合事实。因篇幅有限，不能逐句进行驳斥。这里只需指出，根据当时在京人的记载和清方纪录，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杀吴襄于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四月二十六日回京，二十九日称帝，三十日晨撤出北京。

这时清兵离北京还有一段距离，在得知起义军西撤的消息后，多尔衮命令阿济格和吴三桂等追击，自己在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

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的明政府御史曹溶、柳寅东等人还曾出面维持了两天“秩序”。五月上旬，清兵先后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和真定追上起义军，起义军作战失利继续西撤人山西，奉命追击的清军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由此可见，戴笠等人说，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返回北京的当天，吴三桂和清兵（即所谓“白旗兵”）已经跟踪到城下，并且在北京同起义军作战，完全是信口开河。

既然这次“北京防守战”从头至尾都是虚构的，所谓李岩参与指挥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任何依据。

再次，关于李岩在北京的其他活动。据说，李岩在北京还有两件“义举”：一是出面保户天启皇后张氏（即懿安后）自尽；二是派兵保护杞县状元刘理顺。

这种“义举”，显然是封建史家为了美化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杜撰的，同李岩毫无关系。据明内侍赵璞的口述，张后是刘宗敏命人送回娘家之后自缢的。至于刘理顺之死，杨士聪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理顺家眷俱在杞县，止一妾相随。有幼子托薛所蕴，薛后从贼，不知其子存否？坊刻称妻妾四仆俱死及贼为罗拜者谬！”

（四）关于李岩因谗被杀的问题

李岩的结局，据说是这样的：

定州之败，鹿邑、考城、拓城诸县令为丁参将所诱执，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