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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了，一个人是整体的感染力。有时候我跟记者讲，你不要去说琢磨出来一个什么问题，比如有些电视采访，要让观众看到我问的问题多么巧妙，真正的目的面前，所有的一切考虑都不重要。比如《文涛拍案》，我会让编导把我戴着耳机电话采访之类的镜头剪掉，把我提问题的声音都剪掉，重要的是让他说出你需要的东西，他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万事万物都是从心里出发呀！

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主持人，真的不是应该上学习班，锻炼演讲，反而应该锻炼一下感受力，或者培养一下做人的良心。你有了这个，就能在台上做出人的反应。《文涛拍案》，我可以不说，让矿难的家属说，她有什么口才？方言别人听都听不懂。可是什么能胜过她说？她说的是真的，什么都胜不过真的！《锵锵三人行》，它早期是独一的，我讲的都是真话，我讲我的生活体验，我讲我很小的生活圈子里的一些生活感受，甚至讲我在饭桌上听来的黄段子。但是社会在发展，真是与时俱进，我现在痛感需要创新。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进入了竞争，不进则退，光讲你那点事已经不行了。恰巧这个时候刘春出现了。

位卑未敢忘国忧

记者：刘春带给了你什么？

窦文涛：刘春让我对内地电视台有重新的认识。内地是有限制，但的确是精英荟萃啊。我说的精英不是业务上的，而是情怀。我这样的人原来见到他觉得他有点二（北京话二百五的意思），比如他会在喝完酒说“位卑未敢忘国忧”啊。你想我原来接触的圈子里的朋友都是一些文艺圈里的人，没见过他这种人。

过去在凤凰，我和刘春认识了两年但是从来没说过话，我们在走廊上见到，我也是低着头走。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他当时就相信，我们早晚会成为好朋友。他在我们公司待了两年，后来我们终于算是相遇了。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是我原来没接触或者说不感兴趣的人。今天我的私人朋友里也没有他这样的人，真的以节目为命呀，跟我们的节目同悲同乐啊。比如说《文涛拍案》，我们找了一个选题，然后在卡拉OK的包房里，他能醉醺醺地把你拉过去，让你看网上的论坛，说“刚刚播出的节目这么多观众给你留帖，几十页啊，你看人们多么拥护你”。我都忘了他给我戴的什么大帽子了，好像是“为老百姓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我就觉得世上有这种人，这种人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家国情怀。人总是应该为弱势群体做一些事，我过去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比较像个手艺人，我比较关心我怎么把我说的这个事说得生动，这些才艺上的事。刘春，他是有慧根的，他有天赋的聪明劲儿，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不怎么样，但是他在业务上面，在节目的选题和策划方面有一种闪电一样的直觉般的一种聪明，我对他这种聪明，不是对他这个人，现在都有了一种盲目信仰。这正好我省事了，我不用考虑了。但是这种互动的过程也在改变我，一方面是观众反响收视率上得到的证实，比如他说应该为弱势群体说话，应该去关注没有人关注的人和事。

记者：他到底带给你什么改变？

窦文涛：过去我们是不说收视率这个概念的，那时候守在香港，连个网站也没有，不知道观众的反馈，也落得个无知者无畏。那时候，在电视上我讲的就是我个人，我讲的人性就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讲我个人的事情，我讲我上哪儿玩去了，我讲我个人的隐私，甚至于开始讲黄段子。现在我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地引起各方的反应激荡，当时不知道，完全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因为这个，也闯出了名堂，人家说你是中国第一黄。（笑）

其实对黄段子我也没什么偏见，实在也不是我讲得好，而是我讲得早。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反应，所以初期《锵锵三人行》吸引人也是因为它的另类。首先在电视上聊天的还没有，然后还有讲男女，什么都讲。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对我的认识就是我是痞子、二流子、流氓这种人。《新周刊》讲我说的是江湖式的语言，大概讲的都是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平常朋友聊天这一类，我们就是用本色，就是把生活中的聊天尽量本色地搬上电视，于是在另类这个意义上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可是自己是很有限的，每天半个小时，已经说完了。于是这个时候我就傻眼了，或者我也没傻眼，我也无所谓，我也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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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5）

这个时候刘春就说得注意一下什么样的节目反响大。对这个我过去都不懂，我是个很自我的人。什么节目反响大？这里面有没有规律？我这个人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