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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晚饭时间，我去食堂就餐，途经大操场时，见与我一同进校的汤老师，正在用大的竹扫帚清扫大操场，我们相视而笑，心知肚明。后来，我又找了解决我麻烦的那位小头目，希望不要这样对待汤老师，她立即回答：你们是不同的，他和你不一样！我一再解释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汤老师也是革命教师。最后，她终于接受了我的观点，汤老师也因此逃过了这一劫，第二天就不必再去扫操场了。要不然等着他的就是先扫操场，再进劳改队的二部曲。

此事说来也很奇怪，这位小头目，是我任辅导员的初三（一）班的一个女学生。她个头不高，一双大眼睛，总是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子上。人很聪明，但学习不很努力，对英语学习还算有点兴趣，对我这个教学方法很差、英语学习很认真的“年轻有为”教师，还颇有些好感？因为是干部家庭出生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顺理成章地就成了红卫兵的小头目。（因为年级低、年龄小，才没当上大头目。）我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由于这件事，使我对她难以忘怀。虽然，自文革后她离开学校至今已近40年，我们既未见过一次面、也无任何联系，但我从心底里还是很感谢她的那次帮助的。尤其是在那个无理可讲的年代，她的帮助也无异是雪中送炭了！

2005年9月19日（星期一）

大串联

大　串　联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停课闹革命的阶段时，红卫兵学生都纷纷走出校门，去北京、乃至全国各地进行所谓的革命大串联了，留校的人数很少；而且都是些体弱、不活跃、或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校园里一片寂静，只有教师们还依然上着班，呆坐在各自的教研室里无所事事，偶尔相互交谈一下，也无外乎各处大字报之类的革命信息；呆腻了，也下楼走走，看看校园里新张贴的大字报，等等，挨到下班时间就回家，天天如此。

学校的一切，当然是由造反派学生来管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管的，课都不上了，学校里还有什么？也就是把学校的几间办公室，诸如校长室、教导处等改作了造反派司令部的办公室而已。当然，广播室是理所当然的成了造反派的传声筒和喉舌。不过，既然是革命，就不能不吸收革命的教师参加，因此，教师也分别被与自己较熟悉的造反派学生拉入各自不同的两派组织，即红总和827。对大多数教师来说，其实都一样，哪派的学生来的早，就被拉入了哪派，发个袖标，就算完事了。开始时，两派组织还是相安无事、和和气气的，因为革命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每次从北京取经回来的革命小将，都是拿的从北京到上海的回程火车票，在南京下车后，该票还可继续使用，即二天内有效，还可去趟上海。为了照顾在校坚持闹革命的教师，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学校的造反派司令部有时也会把学生返校的回程火车票根按比例分配给各个不同的教研室，再由教研室的教师们共同商议把机会给谁？这种事情，对学生来说，是小菜一碟，毫不费力的事，没人会考虑的；可对教师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一次机会，那就不知道猴年马月才再会碰上这种机遇。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来了一次机会，第一次派了二个名额给我们外语教研室。十来名教师当仁不让，都争着想要去，最后总算是给了我一个名额，大概是让“小”吧？朱老师和我是外语组的幸运者；我们邻居的数学组也有二位女教师拿到了回程火车票根，事后我们聚在一起商量如何行动？先得立即去南京西站办理签票手续，这个好办，西站就在下关，离学校也就一站路，当即就先去搞定了。按所签的车次，第二天下午出发，大家商定明天下午西站会合，不见不散。

大约下午五点的火车，我们三点多钟就都聚在车站了。见面后，朱老师和我一起先去查看一下进站的情况和我们车次的检票口在何处？西站候车大楼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各车次的检票队伍都排在广场上，我们这些很少出门的教师，当然是循规蹈矩地排在自己车次的队伍里，耐心地等待！由于红卫兵免费革命大串联，每列火车肯定都是大大超员的，而且站站人满为患，站站扒车，站站晚点，直等到7点半钟，才有了进站的消息。其实在我们排队呆等的时候，去上海或是途经上海的火车，已开过去了很多趟，我们很少乘车，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只有等的命了。等到我们的检票队伍，由车站的工作人员领着，从貌似森严壁垒、把守严密的检票入口处进站时，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检票这码子事：车站工作人员一溜边站在两旁，让出一个进口通道让旅客们进站，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