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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谈判”，显然是指初步接触，而不是实质性的谈判。总统不愿意在河内不做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再次停止轰炸。

这样，约翰逊政府没有批准另一次停火。现在回头来看，我们没有让朗宁进一步探寻范文同的真意是错误的。

几个月后，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波兰代表雅努什·莱万多夫斯基访问河内后返回西贡，带回了“非常具体的和平条件”。他说北越人愿做“政治让步”以结束战争，愿意“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莱万多夫斯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西贡外交团团长意大利大使乔瓦尼·多兰迪，乔瓦尼·多兰迪转告给了美国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向华盛顿作了汇报。这就是代号为“金盏花”的外交活动。

那年夏天，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莱万多夫斯基进行了秘密会谈。个子瘦长的洛奇经常蜷缩在一辆私人轿车的后座上前往多兰迪的办公室或住宅，以避免让人看见。

九月，总统委托阿瑟·戈德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美国如能“确认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后能立即得到对方使战争降级的适当反应，就停止一切轰炸行动”。

自一九六五年实施圣诞节暂停轰炸计划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要求河内在我们停止轰炸的同时减少其地面行动。北越人似乎认为，我们是以继续轰炸相威胁来迫使他们采取使战争降级的行动，他们拒绝在此种压力下采取行动。为了缩小双方之间的距离，我们说：“私下给我们一些保证，我们就立即停止轰炸。之后，你们应该减少渗透和在南部的军事活动。”

这样做意在给河内留面子，让他们减少军事行动，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分两步走的计划。

依据这个新计划，莱万多夫斯基十一月份声称北越已同意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开始在华沙与美方接触。十二月二日和四日，美国飞机轰炸了河内周围的一些新目标，这些目标是原定于十一月十日轰炸的，因天气不好而推迟了。波兰人对此十分恼火，但同意按原计划行事。十二月六日，美国大使约翰·格罗诺斯基会见了波兰外交部长亚当·拉帕茨基。北越人没有露面。不过，波兰人继续努力想把双方拉到一起。十二月十三日，约翰·格罗诺斯基和亚当·拉帕茨基再次会面。那天和第二天，美国又轰炸了河内周围的目标，其规模是十二月初的两倍。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一些美国高级官员认为河内可能会误解会谈开始前的这轮轰炸。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约翰·格罗诺斯基、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汤米·汤普森和我都曾请求总统推迟轰炸。但是，仍未摆脱圣诞节暂停轰炸计划阴影的林登·B·约翰逊总统认为推迟轰炸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拒绝了我们的建议。

对方很快做出了反应。十二月十五日，亚当·拉帕茨基通知约翰·格罗诺斯基，美国的轰炸已使会谈成为泡影。俄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位官员随后告诉约翰·T·麦克诺顿，莫斯科原来认为有谈判的良好气氛，但轰炸行动“毁掉了这种气氛”。他说河内有一批人对和解有兴趣，但他们不可能“在炸弹在河内倾泄的形势下积极活动。”

十二月轰炸破坏了一次重要的和平努力吗？密切关注此事的美国官员切特·库珀认为北越人“最多……只是给了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调解人的身分，而不是任何具体承诺”。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后来认为“金盏花”行动是一场骗局。他们两人的看法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

几个星期后，第三次和平努力（代号“向日葵”）又遭惨败。这次行动还使美英关系紧张了一段时间。这次行动分三个单独的渠道：与北越驻莫斯科大使馆直接联系；林登·B·约翰逊总统亲笔致函胡志明；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通过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进行斡旋。

这次努力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当时，苏联人通知我国驻莫斯科使馆，如果我们要求会见北越代办的话，初步接触也许会导致正式会谈。一月十日，在莫斯科的美国高级官员约翰·格思里会见了河内代表黎庄。约翰·格思里报告说，黎庄显得很紧张，只是静静地听着，什么话也未说。但他邀请约翰·格思里再见一次面。这次格思里勾画了结束战争的蓝图：首先停火，然后撤出军队，进行选举，让民族解放阵线参与政治，最终统一北越和南越。黎庄还是一言不发。一星期后，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再次约见格思里，进行了冗长而无礼的指责。

二月六日，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在伦敦迎接了前来正式访问的阿列克谢·柯西金。因越南过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