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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可预测的一个重要问题。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越共和北越将进入河内国防部长武元甲所说的“第三阶段”，即大规模作战阶段。在此阶段，我们可以用常规的军事战术（“搜寻和摧毁”战术）应付和消灭敌人。

我们可作进一步推测：如果越共和北越不进入第三阶段，美国和南越军队可以发动有效的反游击战行动。

虽然我在与威廉·威斯特摩兰及其参谋人员开会时询问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我们的讨论显然很肤浅。现在回过头看，我发现了当时的明显失误：当时和后来，我们在西贡和华盛顿均未对这些推测、问题和关于我们在越南的军事策略的分析等进行激烈的辩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曾作为管理人员发现各种问题并迫使各个机构——常常违背它们的意愿——对各种行动方案及其后果进行深入而切合实际的思考。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七月二十一日，我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提交了我起草的报告。报告的开头是坦率但令人不安的评估：南越的形势比去年糟（去年的形势则比前年糟）。经过数月的僵持以后，战争的速度在加快。越共现在正在积极推进，以分裂南越和摧毁其军队……在没有进一步的外援的情况下，南越正面临着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失败，其重要交通中心和人口居住中心（特别是在高原地区）正在沧陷，军队正在被击垮……民众的信心正在丧失。

我继续写道：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切断了北越对越共的物资供应。在越共的物质需求非常之低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不可能切断这种供应……我们对北越的空袭也未产生明确的证据表明河内愿意以理智的态度坐到谈判桌上来。北越和越共似乎相信南越的垮台已指日可待，除全面控制南越以外，他们似乎不打算接受任何其它解决方案。

我回顾了我们研究过许多次的三种方案：一，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撤退——这无异于无条件投降；二，继续奉行现行政策——这将最终迫使我们选择第一种方案；三，满足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增派我国军队的要求，同时努力打开谈判之门——就近期而言，这样可以避免失败，但会增加以后撤退时的困难和代价。

我被迫做出第三种选择，我认为这是“获得任何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最后我讲了自己的判断：“本备忘录中建议的行动策略完全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可以接受的结果，如果军事和政治行动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伴之以越来越大的力量和决心的话。”以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我在西贡时，赛勒斯·R·万斯曾致电告诉我，总统“目前打算”批准我建议的军队数量。在我返回华盛顿后的一周内，我和他至少每天见一次面进行详细讨论，直到总统做出决定为止。在不同时间参加详细讨论的还有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和海、陆、空三军部长（保罗·H·尼采，尤金·朱克特和斯坦利·里索）。除乔治·鲍尔外，大家都支持我的建议。

七月二十七日，总统批准了增派军队的计划，并在七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演说中向美国公众宣布了他的决定。但是，他没有批准与此相称的军费开支。据我估计，在一九六六财政年度还需增加一百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然而总统在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下，决定控制初次要求拨款的数额（远远低于我的估计数字）。他答应在一月份“数字更确切时”再要求进一步拨款。他还断然拒绝了我提出的增加税收以支付军费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建议。我是在一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的高度机密的备忘录中提出军费开支估计数字和增加税收的建议的。甚至财政部长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都不知道这份备忘录。

当总统看到我的备忘录和财政建议时，他说：“你能得到多少赞成票？”（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认为增税议案不会被国会通过）“我不知道能得到多少，”我回答：“我知道这很难，但你可以设法让立法人员赞成它。”

“你把你的建议提交到国会，等得到足够的赞成票再来找我。”

我照办了。结果当然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赞成票。我把情况告诉了总统，并说：“我宁愿为正确的东西而奋斗，而不愿不做任何尝试。”

他盯视着我，恼怒地说：“真要命！鲍勃。这正是你的弱点所在——你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已多次提醒过你，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试图在最高法院安插许多自己人，但他失败了，因为他过不了国会这一关。”

他有些夸张，但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