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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需要一个即刻的答复——此时距学期的开始仅有六周的时间——但是，我告诉他，我个人无法做出最后的抉择。

我解释说，我已经向一位女士求婚，如果我说服她嫁给我，我将会返回哈佛，否则，答案就会是否定的了。此时，玛格丽特正在度假途中，她与其母亲和姑妈正驾车横穿美国大陆。在巴尔的摩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我终于找到了她们，通过那里的一架付费电话，她听到了——并且接受了——我的求婚。在返回加州的途中，她意识到已几乎没有时间为婚礼做准备，所以，从明尼苏达的雷德温，她发来电报，“该印制婚礼请帖了——你的中间名叫什么？”“斯特兰奇”（斯特兰奇一名在英文中与“奇怪”一词字母相同，均为Strange，故造成了玛格丽特下面的误会——译者），我回电道。这一名字也是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奇怪也无关系，”她又回电问，“名字叫什么？”

我们住进了剑桥市一套一间居室的公寓——我们只能在浴缸中清洗餐具——但一年多的生活却是极为美满的，即使在梦中也不过如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五个星期之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在一九四二年初期，商学院与美国陆军航空兵签订了合同，培训统计管理军官。航空兵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当闪电战的攻势在欧洲开始之时，我们已有将迈一千八百架飞机和五百名飞行员。到一九四○年五月希特勒入侵法国时，罗斯福总统发出号召，每年至少要生产五万架飞机。其结果似乎是，陆军在一夜之间发现，它所试图管理的，正是国家中最大和最复杂的企业之一，因此，它不得不向哈佛伸出了救援之手。

航空兵统计管理项目的主管是一位风风火火、极有才华的青年军官，被称为查尔斯·B·桑顿。他的工作成效直接影响到空战方面的部长助理罗伯特·A·洛维特的工作。罗伯特·A·洛维特几乎已经江郎才尽了，曾几何时，他还是一位蜚声纽约金融界的投资银行家，精通关键信息的处理和利用。

但是，他接手的航空兵却缺乏正规可用的信息，以致于无法依据那些现有的资料来定出行动的计划和方案。

查尔斯·B·桑顿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管理系统。

不久，不管美国空军飞往何地，安置在各个单位中的工作人员都能记录下一些基本的信息。诸如，飞机的状况（临战前的准备、维修情况、故障情况），人员状况（受训类型、伤亡情况、补充的需要），以及行动状况（飞行任务的次数和类型、攻击目标的情况、成功的程度和人员与设备的损失的情况等等）。根据这些报告，司令官将可得到一份最新的图样，记录美国空军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及其弱点。查尔斯·B·桑顿的兴趣并非仅仅在于建立一个工作人员的王国，他的思想更为深刻。他认为，如果聪明地利用，这些系统和信息将有助于我们赢得战争。这正是统计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为成为其中一分子而感到激动不已的原因所在。

渴望为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和几位同僚接受了多纳姆院长的请求，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教学工作。一九四三年初期的日子里，战争部要求我和另一位年轻的教授迈尔斯·梅斯直接与美国第八航空队一起工作，它刚刚在英格兰被建立起来。尽管，我们最初是作为非军事的咨询人员进入战争部的，但有迹象清楚地显示，不久之后，我们就会接到军官的委任书。

基于两点理由，迈尔斯·梅斯和我都可免服军役——我们都在军校任教，并且我们的孩子都还歇—但是，我们都接受了请求。没有玛格丽特的支持，我从未自愿或者说能够自愿做出某些行动，尽管要做出明显的付出，她还是非常热情地支持了我。如果我一旦牺牲，至少。她的经济状况将会陷入困境。眼前就有令人担心的事情：按计划，我们将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伦敦。由于担心飞行事故，同僚们极力主张我购买人身保险（事实上，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在下一次航程中，就撞毁在里斯本了），我不得不从商学院院长那儿借了一百美元，以付那张金额为一万美元保险单的保险金。

在以后的三年中，我服役的地点不断变化，包括英格兰、堪萨斯、印度、中国、华盛顿特区、太平洋和俄亥俄。在运用中，查尔斯·B·桑顿的方法也总在不断地变化，变化也带来了新的事务和机遇，这样，到一九四六年一月离开军队时，我已升至了中校军衔，并荣获了由航空兵首领哈普·阿诺德将军颁发的功勋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