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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白宫研究员这一年接近尾声时，弗雷德·马利克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的电视机正调在播放关于S·欧文参议员的水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频道上，“这事会一阵风刮过去的。”马利克评论道。他说他想跟我谈谈关于我在管理与预算局再呆一年的问题。此时我已懂得，最初我不情愿当白宫研究员是新手所犯的一种错误。白宫研究员跟尼克松总统讨论政府行政权力问题，和美国参议员在一起研究立法问题。探讨社会计划时，我们直接与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对话。在外交舞台上，我们会见了日本、苏联、中国、波兰、保加利亚和西德的领导人。我们每周均与像E·赛瓦赖德、D·拉瑟和H·赛迪这样的新闻记者共进午餐和晚餐。该计划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到发动机房里来，看看政府齿轮和传动装置是怎样运行的。另外也是想把我们带到政治峰顶从高处俯瞰一下社会全景。在所有政治学院里，在全国所有公共行政学课程中，无一能和这种教育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回陆军部队。作为一名研究生，一名五角大楼坐办公室的军官和白宫研究员，我离开真正的部队生活已3年多了。尤其是白宫研究员，已经偏离了军事生涯的主线，因此我急于回到正轨。我担心会遇上先前一位陆军白宫研究员的命运。他在白宫曾大为轰动，于是被要求留下来搞国内问题，他留下了。你猜怎么样？陆军不给他晋升上校。白宫给陆军施加压力，最后他还是获准晋升。可是，这位在白宫的赞扬声中洋洋得意的军官，既没有指挥过一个营，也没有经受过其他考验，他不是被晋升委员会提名而是通过政治压力才得以晋升上校的，他这辈子就到头了。他当上了上校，好吧，永远就当上校吧。

这不是我想走的路。陆军是我的生命，我对马利克的邀请表示了感谢，但告诉他我准备离开。此外，尽管马利克很乐观，但S·欧文和水门特别检察官揭露的证据似乎表明，尼克松政府不像一艘特别经得起风浪的航船。我想做的是到波托马克河那面去，看看五角大楼对一个急于再次指挥部队的军人有什么任命没有。自从1962年在德文斯堡当过连长以来，我还没有直接指挥过部队。我第一次去越南服役时，尽管在花名册上是顾问，实际却当过不挂名的营长。但是第二次去越南，我只当过参谋军官。此时作为一名中校，既然步兵人事处认为我够格，我希望能有一个供我亲自指挥的营。

1973年春，在白宫研究员班结束前最后几天里，我去了步兵人事处任命办公室。一位中校拿下一本活页簿，当着我的面打开。陆军所有的营级单位全列在内，并分为三个栏：A栏，标有该营现任指挥官是谁；B栏，谁已被定为下一个接班人；C栏，再下一个预定由谁接班。因为我想找个马上能任职的地方，所以就顺着B栏往下找空位子。

事情并不像我现在说的那么容易办。那时候，利用职务之便耍权术、老同学关系网和走后门都能影响到任命。例如，如果某位司令官想要你到他的师去，那这件事就算定了。现在的制度则更为客观，受外部压力的影响较少。陆军把军官晋升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和准备晋升的军官的人事档案都关在一个房间里，几乎没有办法由谁替受宠的待晋升人员帮忙。再说委员会委员人数多，一个成员也成不了气候。委员会成员会仔细阅读档案材料，权衡长处与弱点，不把最有潜力的指挥官找出来他们就不出那个房间。由于够资格晋升的指挥官多于指挥职位，因此有些候选人不可避免的会落榜。奇怪的是，老办法与新办法产生出来的利与弊的比例是相同的。但是，至少新办法的弊端产生于人的客观认识能力，而不是产生于任人唯亲。

我最后选定去韩国，不是我偏爱那里，也不是我有什么门路，而是因为驻韩第八集团军第二步兵师三十步兵团一营营长之职是B栏内有限的几个空白中的一个。该师被称为女王陛下的海盗。简称“海盗”师。顾名思义，该师根出夏威夷，即19世纪90年代利奥卡拉尼女王统治时期。

难办的是怎么告诉阿尔玛我要去那里。去韩国属于“无陪伴服役”，这意味着要把阿尔玛留在戴尔镇一年，由她一个人带3个分别为10岁、8岁和3岁的孩子。我妻子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没有大惊小怪。我对她说：“我请求你做出牺牲。”

阿尔玛没有反对，她说：“不过，假如这是你想要做的，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对你最好，那就这么办吧。”

她的支持使事情好办了一些，但绝非容易之举。这是我第三次从我儿子生活中消失，第二次离开琳达，第一次与处于最可爱的年龄的安妮玛丽别离，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