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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后来我读三年研究所更舒服了，四个学生，很多老师。我到芝加哥大学也很幸福。

李怀宇 现在回想，当年的台湾大学学风如何？

许倬云 第一点，学生的基础好。第二点，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我们关系很密切，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怀宇 傅斯年先生当时想把台湾大学建成台湾的北京大学？

许倬云 对。他对我们非常好，我们一直怀念他。

李怀宇 你和傅斯年先生交往多吗？

许倬云 他找过我两次。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下去，司机在门口等他，我们围着看。他五十四岁就死了，真可惜！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李怀宇 陈寅恪先生的学生王永兴告诉我，当年在昆明警报响的时候，楼上的人往楼下跑，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往楼上跑，为什么呢？他去扶陈寅恪先生。

许倬云 傅先生跟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我们还有很多他的信，在档案里面，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笑）。傅先生是高血压、心脏病，被政府追问：“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盖学生宿舍？”他被气死了。

李怀宇 你在台湾大学时已经对上古史很感兴趣了？

许倬云 对，我几乎一进去就对上古史有兴趣。你想我第一本文言文的书读的是《史记》，我父亲受的是海军军官的教育，可是他的古文底子非常好，教我读很多古文的东西。进大学以后，当时台湾大学最强的是上古史，上古史是史语所的强项，史语所跟台湾大学等于是一个班子，两个招牌。因为名师多，所以我读上古史多。李宗侗先生对我启发非常多，还有李济之先生、林纯声先生、劳贞一先生。董彦堂先生希望我跟他读文字，我说，我兴趣不在这里，后来他教我历法学。

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4）

李怀宇 那时候常泡图书馆？

许倬云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写我们要的书的名字，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

李怀宇 是什么样的机缘到芝加哥大学留学？

许倬云 说来话长。我在研究生的第二年，学校里有李氏基金会提供奖学金，是全校最好的学生去考，我运气很好，就考上第一名。但是基金会的要求是健全青年，我不健全，所以就算了。钱思亮校长很不高兴，就找胡适先生帮忙，努力了两年，找到了华侨徐铭信先生，由他捐出一千五美金。这钱不够，我就申请学校，芝加哥大学愿意补上一些钱，这样我就去了。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东方研究所做这方面工作，远东的部分就附在旁边。所以我三分之一课程读近东跟埃及，另外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的学科，有三分之一跟顾立雅做独立研究。

李怀宇 在芝加哥大学你还成了医学研究病人？

许倬云 他们还开刀诊治我的脚。一报到，就做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是学校对我的手脚很感兴趣。医生说很难得见，就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治疗，我说：“没钱。”他们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我8月份去，圣诞节就开刀，开了五次刀，每年住三个月到半年，吃他的，住他的，用他的（笑）。

李怀宇 这五年里，你主要的学术兴趣在哪里？

许倬云 很广泛。埃及史、两河流域的考古学、社会学、欧洲中古经济，什么都有。我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耳濡目染，就对神学有兴趣，也选课。我跟神学院的学生一起淋浴，有几十个龙头，中间有个大桌子，淋浴完大家就围着中间的大桌子讨论问题。温度很高，所以不用擦，身体都会干。

李怀宇 当时正是社会学如日中天的时候？

许倬云 对。芝加哥大学是韦伯学派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韦伯跟马克思是两大宗派，马克思是非常好的社会学家，不要单纯地把他当政治家、革命家看，他是社会学者。韦伯是反驳他的，但是韦伯也不是不讲经济学，韦伯一生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