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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安德烈回到厨房，看了一眼墙上的大钟，四点了。客人们将于八点到达。安德烈想给波普先生打个电话，把这事告诉他，但他突然想起这位律师说过，今天他要全天出庭。他太忙了，需要放松一下。真把人急死了！

安德烈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黑皮的袖珍电话号码本，找到号码，拨动了电话机。

铃响三遍以后，一个刺耳的声音说：“这是爱斯基摩空调服务公司，我们的维修人员现在没空。如果您能留下姓名、住址和简单的说明，我们将尽快赶去。请等候信号。”真是活见鬼！只有在美国，你才不得不和机器说话。

安德烈听到话筒了传来一声令人厌烦的尖叫。他对着话筒说：“佩里·波普先生家，查尔斯街四十二号，我们的空调出了故障，请尽快派人来。要快！”他砰地一声撂下电话。维修人员当然不会有空。这个该死的城市里的空调可能都坏光了。空调不可能斗得过这该死的天气。唉，但愿能快点儿来人。波普先生的脾气可大了，大得不得了。

在安德烈·几列安给这位律师当厨师的三年里，他深知他的主人是何等有势力，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再骄横的人在他面前都会变得低声下气。佩里·波普认识所有的人。只要他把手指啪地一捻，人们就会吓得跳起来。

安德烈·几列安感到屋里越来越热，如果不快点采取措施，屋里就要成蒸笼了。

安德烈一边切着意大利香肠和意大利熏干酪，心里一边嘀咕。他总有一种晚上要出事的可怕感觉。

三十分钟后，当门铃响起来的时候，安德烈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了，厨房热得象火炉。几列安赶忙跑去开门。

两名身穿工作服的工人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工具箱。一个是高个的黑人。另一个是白人，比他矮几英寸，脸上带着睡意和不耐烦的神情。在后面的车道上，停着他们的工作车。

“你们的空调出毛病了吗？”那黑人问。

“噢，谢天谢地，你们可来了。你们赶快把它修好，客人一会儿就要到了。”那黑人走到炉子旁边，闻了一下正在烤着的馅饼说：“好香啊。”“求求您，”几列安催促说，“快点吧！”“让我们检查一下总开关，”那矮个子说，“在什么地方？”“跟我来。”安德烈带着他们匆忙穿过一条走廊，来到空调总开关所在的那间杂用房。

“这部分装置没问题，拉尔夫。”那黑人对他的同伴说。

“是的，爱尔。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装置了。”“那它为什么不动了呢？”几列安问。

那两个人转过身来盯着他。

“你着什么急呀，”拉尔夫有点恼火地说。他跪着打开了机器下部的一道小门，取出手电筒，伸着脖子朝里面张望。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这儿没毛病。”“那毛病在哪儿呢？”“一定是在哪个输出口短路了。也许整个线路都短路了。你们有多少个空调送风口？”“每间房都有一个。让我想想，至少有九个。”“问题可能就在这里。送风量超过了负荷。让我们去看看。”他们三个人穿过门厅，来到起居室。爱尔说：“波普先生住的地方真美啊。”起居室布置得相当雅致，摆满了有专家签名留念的很贵重的古董，地板上铺着色调柔和的波斯地毯。起居室左边是一间很大的餐厅，右边是书房，书房中间摆着一张蒙着绿呢子的大号牌桌，屋角支起了一张准备吃晚饭用的圆桌子。那两个工人走进书房，爱尔打开手电，朝墙上端的空调出风口里照着。

“嗯，”他咕哝了一声，然后抬头望着牌桌上方的天花板问：“房顶上面是什么？”“阁楼。”“让我们瞧瞧。”那两个工人跟着安德烈爬上阁楼。那是一间又长又矮的房间，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

爱尔走到安在墙上的电器箱前，查看了一下错综复杂的线路。“哈！”“您发现什么了吗？”安德烈焦急地问。

“是电容器的问题。天气太潮了。这个星期已经有上百户人家找过我们。它短路了，得换一个电容器。”“噢，天哪！需要很长时间吗？”“很快。我们车上有一个新电容器。”“那请你们快点儿，”安德烈请求道，“波普先生很快就要到家了。”“你就放心吧。”爱尔说。

安德烈说：“我得去厨房把色拉的调料准备好。你们自己能从阁楼上下来吗？”爱尔举起一只手。“别担心，伙计。你忙你的，我们忙我们的。”“噢，谢谢，谢谢。”安德烈看着这两个人走到工作车那里，提了两个大帆布袋回来。“如果你们需要什么东西，”他对他们说，“就招呼我一声。”“放心吧！”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