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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斌站在门口，披着一身雪花嘟囔：“操你二大爷的，舍我一身剐，能挽救你获得新生，值。”

我说：“得，蒯哥找出下一个木乃伊来了。”

蒯斌别一下脑袋坐了回去：“妈逼的，过年还不让人家玩玩自己找点儿乐子啦？”

假木乃伊挨的那一脚好象不轻，这工夫才觉出疼来，坐在地上咿咿呀呀乱叫，像被蒙古大夫拿错了穴位。

“手里捧着窝窝头，碗里没有一滴油，白天围着牢房里转啊，晚上啊，晚上又灯下缝补衣裳……”驴四儿在唱歌，歌声像是从地里头冒出来似的，“月光透进了铁窗，照在我的身上，妈妈呀妈妈你可曾也看见了月亮，眼泪止不住地流啊，流到了妈妈的心上……你看我比以前，你看我瘦得多可怜，这就是狱中的生活啊，妈妈呀妈妈呀，儿与娘何时才能相见？”大家正准备跟着哼哼两句，蒯斌的一声“关！”让大家彻底没了电。我感觉蒯斌这家伙很有意思，说他主持正义吧，他还经常使一些又坏又怪的招数，说他是个坏水吧，他还真的有些正义感，尽管这样的正义感往往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出现。我敢说，这个组里除了我，没有不害怕他的，大家都在躲避着他，就像一只惊惶失措的苍蝇在躲闪横空而来的那只又臭又脏的苍蝇拍。

春天到了，我就像生活在一部泛黄的电影里面，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地走，纷乱而有序，只是看不清楚自己在这部电影里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这部电影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看见这部电影在无声地走着，一只鸟儿扑扇着翅膀从眼前飞过，摇摇摆摆地飘在玉米地的上方，一阵风吹过来，鸟儿没有了，我看见它变成了蚂蚁那样大小的一个黑点儿，孤单地停在田野尽头那棵黄叶飘零的槐树枝头。秋天快要到了，我站在地头，闷闷地想，这小子也在为自己的归宿发愁吧。

八月十五那天上午，天顺来了，穿着一身麻袋片子一样的西服，一路冲我笑过来。我估计这家伙是到期了，麻木地笑了笑：“要走了？”天顺大喊一声：“跟哥们儿说拜拜啦！”我跟他拥抱一下，竟然说不出话来了，闪到一边，傻愣着看他，看他扁平如泥板的脸，看他穿西服，腰上扎麻绳，脚下穿布鞋的滑稽样子。天顺好象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跟我说点儿什么，傻笑着念叨一句“大宽你好好的，有机会我来看你”，然后做荆柯赴死状，冲着天空大喊原始社会西藏语：“啊——尼玛拉戈壁啊，草尼玛——”这一嗓子中气十足，就像帕瓦洛蒂在赶大车。我的耳朵被人砸了一石头般的难受，脊背上的鸡皮疙瘩也冒出来了，一抖搂就掉了一地。天顺喊完了，我也反应过来了，他这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应该是，苍天有眼，好人有好报啊。

一个队长在远处喊他，天顺的表情有些不耐烦：“着什么急呀，这个钟点我已经不是犯人了，还瞎鸡巴耍态度。”鼓着大嘴咽一口唾沫，冲我眨巴眼：“大宽，我先走了。只要你还在里面，我就会回来看你，我忘不了咱哥们儿在这里的感情。”我推着他上了通往监狱大门的那条小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前老是闪动着那些我跟他在一起度过的日子。

天顺一路醉酒般摇晃着跟大家道别，驴四儿从旁边钻出来，热情地喊：“顺子哥，欢迎再来啊！”

天顺回头嚷了一句：“草尼玛的，杀了也不来啦！”

蒯斌摸着下巴嘿嘿地笑：“顺子，出门小心点儿，门口车多。”

天顺冲他晃了晃拳头：“等着吧，死不了我就回来接你和大宽，好好给你们接风！”

我一直记着天顺说过的这句话，可是这句话还没在我的心里捂热乎就成了泡影，在这里，他接不着我了。

好象是在国庆节前后，晚上我们收工回来，刚冲了一个凉水澡，方队长就夹着一本花名册来了。蒯斌用毛巾抽打着自己的小腿，悄声说：“估计有事儿○慌张，很可能要走几个人，前几天我就听教育科的几个兄弟说了。”我无所谓地笑了笑：“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去哪里还不是一样的打劳改？”蒯斌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忧伤：“我估计咱哥儿俩要分开了，我有这个预感。”他的语气有些动情，连累得我的嗓子眼有点儿发麻：“不会这么巧吧？真要发走几个人，发谁不行，非把咱们俩发走一个？”蒯斌说：“你太粗拉了，有些‘臭哈依’你没小心他……有人点咱们的‘眼药’，说咱俩凑在一起欺压别的犯人，这个人就是周福。”我顿时明白，原来蒯斌砸周福那次是因为这个。“万一咱们分开了，你不要难过，”蒯斌捏了捏我的手，“我还有四年就到期了，玩好了用不了两年。你不是还剩三年多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