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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自己皮肤在尖叫，那声音返回到我们自己的体内，在我们的内部消失。 我中学时期的最后一个暑假，可以说是我整个学生时代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生活的密度最大的两个月。 这一年的夏天，正是淫雨连绵的7月，很久以来，无尽无休的考试像这停不住的绵雨，使我的耐心到达了极限。我要求自己背水一战，结果我稀里糊涂、一场噩梦似的就通过了高考，考入了北京的一所文科大学。 记得我每考完一科，我便把这一科的如同经文一样念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课本，撕碎了丢进考场厕所的粪坑里，同大便一同冲走，决不再带回家门。待整个考试结束时，我已经轻装得像个乞丐，身上连一个铅字的多余分量也没有了。 接下来的一件事，是我父母以最为隐蔽、最为“文明”的方式，协议离了婚。我的父亲在这一举足轻重的家庭历史事件中，表现了非凡的男子气概，像一个一级战斗英雄离开战场一样（只不过这是一个没有输赢的特殊战场），在一个大雨滂沱如注的清晨，提上他的裤子，戴上他的眼镜，夹起他的公文包，就离开了家，十分悲壮。 他的彻底离去，终于使我在这一文明战场的废墟上，真正像个成年女人一样站立了起来。 在这里，我不想讲述关于这个家庭毁灭的故事，因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家庭的残垣断壁的废墟中，挣扎着爬出去的每一个人，对于家庭的信念，是彻底地崩溃坍塌了。我和我母亲，都成了婚姻生活这一大多数人认同的美妙生活方式的怀疑论者。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的确很难找到我这样渴望自己的亲生父母从不幸的婚姻中摆脱出来的人。但是，我从不为此感到内疚或不安。相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我父母“自由解放运动”的坚定的支持者和促进派。同时，我也从不把自己对于世界的种种怀疑与否定，像某种陈腐的观念那样，归罪于这个破灭的家庭的泥淖。 我从不相信，仅仅是家庭，就能够赋予一个人如此强大的否定的能力。 在我父亲离开家不久，我家这一带房屋的拆迁令正式下达。我们在城西的一片住宅楼区里得到了两套新房子。 幸运的是禾也迁居到与我家同一幢大楼里，住在我的楼上，这简直是命运。 前院葛家的男人，自从妻子被杀后，便失踪匿迹，他们的房子就由女儿一家接住，结果女儿一家也迁居到我们这幢楼里。 那一天，我和母亲同禾一起来看我们的新居，整幢大楼刚刚竣工完毕，空荡荡的灰楼在肮脏的工地前拔地而起，四周光秃秃的，还未来得及植树铺草，如同一个裸体的男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精打采又躲躲闪闪，以至于我们左转右转，才终于发现了通向大门的甬道。 电梯还没有启动，我们便沿着窄而平缓的楼梯拾级而上，走了无数级盘旋的阶梯之后，我和母亲终于伫立在十一层楼道尽头的一扇三居室的屋门前。 这是一扇空旷得多么令人绝望的灰门啊！我们驻足凝息，屋门的左侧有一道晃动不定的亮光，那亮光来自顶角处一个天井似的透风孔，还有一个铁栅栏与外边分割。这时，我从门缝里似乎听到一丝怪异的声音，也许是水管或者暖气管道里边的气流所发出的干叫，那声音如同一声声连续不断的咳嗽，从阴曹地府中冒出来。我把耳朵贴在门把处，仔细倾听，结果那声音又消失没有了。 这是我母亲的房间，我自己的房间在楼道的另一端。从一开始，便有一种凉嗖嗖的不祥的预感从母亲的门缝里钻出来，爬上我的脸孔，我从那一扇令我望而却步的灰门上，模糊地触摸到一种与死亡相关的东西。这毫无道理的预感，使我迟迟不敢为母亲打开那一扇铁门，仿佛那扇门一旦被打开，便打开了一片灾难。

十二：床的尖叫（2）

果然，这预感在不久的几年之后灵验。 这是一个炎热而绵长的夏天，白天像一只死面的馒头，绵长得需要在蒸锅里蒸上很久也过不完。我把房间里所有的窗子全都打开，外边很吵，我家这座大楼的斜对面又在大兴土木，建造新的住宅楼房。从我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工地上的脚手架已经支起，像用玩具搭起的积木那样不真实。我倚窗而立，想，过不了多久，斜对面那一幢大楼里也会塞满人群，人群安置在被墙壁分割成的一个个不同的方块里，过着不真实的生活。 我转回身，打量自己的房间，墙壁底部的淡蓝色如同安详的目光回望着我，门厅、厨房、卫生间和卧室，全都告诉我这是一个可以安憩的家，早年那种杂居的嘈杂已经一逝不返，房间里的家具与家具、墙壁与墙壁之间的关系，再也不会因为穿梭其间的人物，而发生紧张和混乱。 我一直渴望着单独的住宅，因为这是一个人可以内心生活的前提。 我的母亲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