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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固定职业的文艺界的个体户。这些人都有专业，如吴祖光是剧作家，方菁是画家，盛家伦是音乐家，吕恩是演员等等。战时的重庆谈不上有文艺界###的地方，朋友们碰头主要的方法是泡茶馆，加上当时茶馆里几乎都有“莫谈国事”的招贴，现在有了这样一所可以高谈阔论的地方，有时候唐瑜还会请喝咖啡，于是，很自然地这地方就成了进步文化人碰头###的地方。这“二流堂”所在地可能是一块风水很好的福地，因为在这儿住过的人，除盛家伦在五十年代去世外，其他的人都还能活到现在。（见夏衍：《懒寻旧梦录》）

盛家伦

这里就是“北京二流堂”，戴浩已经给你堂主留下公馆。［唐瑜按　：我到北京时，戴浩在栖凤楼下给我留了一套带大厅、睡房、浴室、院子的房子。那时我在部队宿舍，此屋一直空置。后来八一厂向苏联订购的电影材料，只来了一批乱七八糟的药粉，无处堆放，把这一百余米的房屋堆满了。邻居《新民报》的职员写信到军委告状，说我在栖凤楼搞囤积居奇。药粉搬出后，此屋乃让与苗子、郁风入住。前屋厢房住吴祖光、新凤霞，楼上住盛家伦、戴浩、虞静子。］

徐　冰

他每次碰到我都要问　：“你有什么困难没有，看我能不能帮助你？”一九六○年，正是饿肚时期，影协搞了一批参考片，想促进创作人员参考、研究、讨论。他给我每月搞到一批面粉、猪肉、油、蛋、糖、烟等，他说　：“你再搞个‘二流堂’吧。”于是影协辟了一个小卖部，每次放映参考片便有一批“义务工”包饺子、卖烟等。边座谈边吃点心。

廖承志

在看参考片时，他说　：“你又搞‘二流堂’。”然后在我耳旁轻声说：“你真是死不改悔。”说完哈哈大笑。当然，没有多久，运动说来就来，那些吃过饺子的人有一些便给我贴了大字报。

潘汉年

一九六三年假释，在我家遇到孙师毅，有一次他们谈到“二流堂”　和吴祖光被整的事。潘说：“其实唐瑜的哥更像‘二流堂’主，‘皖南事变’后，他在香港给旅港剧人协会一笔开办费，在仰光不仅对一批人免费吃住，后来还发零用费、制服装。”［按：潘汉年在港与我哥谈在仰光挂一块空招牌，由我挂名当总经理。招牌挂出后，重庆文工会、制片厂，陆续来了金小言、摄影师吴蔚云、张光宇、丁聪、胡考等，联华四厂的摄影师和导演；胡考是从延安来的。买卖也撞上门来了。有一批汽车期货急要出手，我哥答应调动一笔款子，两个月的时间。赚了不小一笔钱，便买了一个小印刷厂、小机器厂和一批香港影片、苏联影片（后来我把这批片子用流动放映队到小市镇、农村巡回放映）。吴蔚云在机器厂研制幻灯机。这时又来了赵和他的前妻、张光年、李凌，我们原拟合作出版一个刊物叫《南风》，后来因故停止，李凌则到小印刷厂编辑出版《新音乐》；赵留下其妻，自己当独行侠去了。仰光忽然来了一个骗子冒名常任侠在骗华侨捐款，张光年便离去并与该骗子笔战。当时还有徐迈进在仰光。他是正式由地下党派去的。］

周恩来

他初次在北平见夏衍时问：“‘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文革”中，他有一次向红卫兵说：“‘二流堂’是一些文化人在那里聚会的地方，不是一个组织，有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二流堂’，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那不行。”

陈曼云

解放后，她看到我在后海旁建一座花园洋房，那时刘少奇曾提出鼓励私人自建房屋，我买了一亩多地，本想送给新影，钱筱璋不愿接受，我又自己设计修建。云姐说：“刚反‘二流堂’，你又建这个大厅，又有秋千，又有花圃、花池、葡萄架，太招摇了。”她于是介绍一个印尼华侨十五间房子给我换，并付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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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二流堂”（2）

刘芝明

当年他是挂帅审查“二流堂”及所谓小家族的。“文革”中红卫兵叫他介绍“二流堂”的问题，他答：“不知道。”红卫兵当场给他一大巴掌。

乔冠华

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一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一九四八年于香港）

吴祖光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

杨宪益

杨宪益戏说“二流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