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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物“二流堂”

吴祖光在香港发表了题为《反右大案——“二流堂”真相》的文章，因为它同时在上海的《上海滩》杂志上发表，所以香港、上海的朋友都写信告诉我。

其时，苗子、郁风夫妇适来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们极力怂恿我写一篇，从我的角度来谈“二流堂”。我不敢写，因为它既无政治意识，又无学术性，刊载在那样的刊物上，不大合适。“二流堂”究竟是什么，正如祖光所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但政治庸人们对“二流堂”的宣传，却是自五十年代以来最成功的宣传范例，此后便江河日下。

戈贝尔的“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事实”的伎俩已破产，人们已学会从反面去找出真实。

我从未渲染“二流堂”，但当友人向人们介绍的时候，我便受到不应有的肃然起敬，使我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只是这几年脸皮才厚一点。

它使得一位知名的澳洲汉文学家白杰明要以“二流堂”为内容著书立说；两位法国专家白霞夫妇声称马上就要加入“二流堂”。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间，白杰明由《大公报》副刊主编潘际炯兄陪同到我在香港的住处，满脸不平之气，问我，“二流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要写一本书向全世界控诉这一荒唐事件。叫我怎么说呢，我只有嬉皮笑脸向他说：“本来无一物，何处落尘埃。”然后捡了两份刊登《砸烂中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和《文化部为“二流堂”问题平反》的《人民日报》，几份“文革”时期的小报，还有祖光的一首诗：

中年烦恼少年狂，

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

荆天棘地作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

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

一生误我“二流堂”。

那是一九七二年底两个穿解放军服装的“中央专案组”人员到干校逼他写“二流堂”材料时他写下的。这两个人接着又找我再写“二流堂”材料，我给写了一份。两天后，他们退还我，叫我抄在一种特制的稿纸上，这种稿纸的格子就和印《刘少奇罪证》的稿纸一样，我的原稿则多处被用铅笔修改，“是”改为“不”，“不”改为“是”，但我仍照我所写的抄，取稿时一人拍案大怒，并找我的“上司”细声指示。

夏衍老人出狱后，我曾将此事告诉他，他说：“项庄舞剑，意在周公。”

两位法国专家白霞夫妇，其中白霞曾为我主编的《新天地画报》翻译白桦的诗，一九八二年我在我家斜对过的翠华楼设便宴请“二流堂”　诸友，她在席上宣称要加入“二流堂”。我说：“敝堂从未有洋人入堂，此事需请示才能定夺。”她说：“我一定今晚就要加入。”杨宪益不知是否是有意为我解围，借口酒太少（酒楼竟无酒），将赵、白霞、丁聪、冯亦代、陆浮等大批人卷到他家继续尽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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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二流堂”（1）

“二流堂”虽与我直接相联，但因为它后来的声名煊赫，名震一时，我也不敢包说，还是先听听有关知情的人们评说议论罢。

夏　衍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的妻子带了子女到重庆来了，一家四口，就不能再挤在文工会的会客室里了，唐瑜给我在临江路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挤出了一间小屋，我们就在那里暂时安顿下来。没有门牌，为了寄信方便，我在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面写了“依庐”这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还养了一头名叫来福的狗，我们一家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戏剧春秋》、《离离草》、《芳草天涯》这几个剧本，都是在这间风雨茅庐中写的。

“依庐”这两间房子从租地皮、设计到施工，都是唐瑜一手经办的，我一分钱也没有花，一分力也没有出。文艺戏剧界朋友们，称赞他居然成了一个建筑师，他也对造房子发生了兴趣。不久之后，他又狠了狠心，把他原来在昆明和夏云瑚合资经营的一家电影院的股本转让给别人，用这笔钱又在离“依庐”不远的坡下租了一块地，亲自绘图设计，又造了一间可以住十多个人的大房子，呼朋引类，让当时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这就是“文革”中喧闹过一阵的所谓“二流堂”。唐瑜搬到“二流堂”去之后，他又把我隔壁那一间房子无偿让给了进步的奥地利医生弗里茨·扬生。当时住在“二流堂”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恩、盛家伦、方菁、沈求我，他们之中，除高汾是新闻记者之外，其他都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