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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胡拾正准备离开，他要前往英国，顺便到莫斯科参观访问。

胡拾到英国是为了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

1926年3月，胡拾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7月，胡拾离开北平，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英国。

这是胡拾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也是继徐至摩和林子轩后，又一位来到莫斯科的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

胡拾先去参观革命博物馆，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

随后，他遇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

三人看了都觉得很满意，认为莫斯科的监狱很有人道主义。

胡拾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

他甚至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感想与至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经过短短三天的参观，胡拾对苏联大加称赞。

他的信件传回国内，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又一轮对于苏联的争论。（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九章　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由于胡拾在中国文化界的声望，这几封被披露出来的信件重新燃起了对苏联态度的争论。

中国文坛的论战都是一拨一拨来的。

徐至摩在《晨报》发起了“联俄仇俄”的大讨论，以火烧《晨报》报馆为结束。

林子轩写了在苏联的见闻《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争论了两个月也就过去了。

这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即便是再著名的学者也不可能让一个话题持续的进行下去。

基本上都是开端、发展、**到尾声。

毕竟中国社会还有很多其他的舆论热点，读者也会出现阅读疲劳。

就好像后世的媒体不可能让一个人天天上头条，总要不断的变换新花样，给观众新鲜感。

如果胡拾同样批判苏联，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大家该说的都说了，没必要重复。

但这次胡拾竟然称赞苏联，认为苏联的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实验，还发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这样的感慨。

这就让人非常好奇了。

胡拾和徐至摩、以及林子轩一样，都是在美国留学，崇尚自由主义。

按理说，这三人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对待苏联的看法应该一致，没想到胡拾和另外两位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他们三人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真正的苏联是什么样子？

这是让读者感兴趣的地方。

胡拾的信件成为了不少人攻击林子轩的武器。

他们抨击林子轩对苏联抱有偏见，只说苏联糟糕的一面，而没有提到苏联的成就。苏联推翻了帝国主义，仅仅这一点就比中国强。

还有人认为林子轩是担心中国一旦走上苏联的道路。他就会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所以才恶意歪曲事实。抹黑苏联。

他们痛斥一个资本家有什么资格批判苏联。

林子轩看了胡拾的信件，他觉得胡拾应该是被苏联人给糊弄了。

在莫斯科的三天时间能看到什么，看看胡拾去的地方，革命博物馆和监狱，这是苏联当局为前来苏联的外国人安排好的参观地点。

最为古怪的是，胡拾竟然通过看苏联教育方面的材料就认为苏联的教育不错。

他既没有到学校去实地考察，也没有和苏联教育界的人士接触，如此的武断，完全不像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像是在莫斯科陷入了精神亢奋之中。

胡拾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被打脸的过程。

1922年，胡拾兴致勃勃的提出了“好政府主义”。

结果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