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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在海河中层层设障，已使大沽口成为无法通航的口岸。若允英、法公使由水路从大沽前往天津，须得减撤已设的防卫设施。因此，僧格林沁便奏请咸丰帝，让各国公使转道大沽以北三十里的北塘，由陆路进京。

1859年6月18日，咸丰帝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告诉英、法公使勿入大沽，须走北塘。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咸丰帝的这一谕令似乎太晚了。就在此道谕旨发出的前一天，6月17日，英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已率先行舰队来到大沽口外，横妄地要求三天之内撤去口内的木筏铁戗。6月20日、21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英国公使命令何伯用武力清除大沽口内的水中障碍。6月23日，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国公使，告知在北塘登岸。6月24日，何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通过大沽，当夜，英军舰船一部已闯入大沽口。大沽口的形势空前紧张起来。尽管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书在北京互换，也规定了互换的时间（期限一年，英国于6月26日到期，法国于6月27日到期），但没有规定进京换约的路线。就法理而言，英、法完全应当遵从清政府的要求避开军事禁区，正如它国舰队不能以换约为由硬从泰晤士河闯进伦敦一样。我们不知道英、法公使不愿走北塘，硬要从大沽口进京是否出于时间上的考虑，恐怕清政府会以换约期限已过为由而制造麻烦。若是如此，那么他们肯定过虑了。因为咸丰帝头脑中根本没有国际条约的概念，更不会利用条约条款来自我保护。很可能在他头脑中印象最深的，是前一年桂良在天津议订条约时说的一句话：　此时英、佛（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正因为如此，尽管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已经签字，咸丰帝也朱批“依议”二字，但他仍不甘罢休地让桂良在上海挽回公使驻京等项权益。他似乎不知道已经签字的国际条约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似乎真的以为只要将桂良等人治罪，便可将条约当作“废纸”。

1859年6月25日，天气晴朗，英、法炮艇从清晨起就在大沽口内清除水中障碍，开辟通道。僧格林沁在炮台上命令偃旗息鼓，不得作任何声响，严密注视敌方的行动。这种安静的场面加上和煦的阳光，使英、法士兵们以为闯入了无人之境，昔日一再胜利的荣光更使他们从心底里看不起清军的防御能力。他们高兴地唱起歌来。到了下午两点，情况突变。据僧格林沁奏折，是英、法首先向其炮台开炮；又据英、法的报告，是清军首先向其炮艇开炮。辨清事情的真相在今天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是英、法非法闯入军事禁区。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大沽清军在僧格林沁的统率下，斗志高昂，第一次齐射便击中英军旗舰，英海军司令何伯当即受伤。英、法军见炮战不能取胜，便调整兵力，登陆攻击，仍被清军挫败。美国军舰在一旁见英、法败势，在“血浓于水”的口号下投入战斗，仍未奏效。战至日暮，英、法军败退海上。此战，清军共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毙伤侵略军484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获得的第一个胜利。

红旗捷报飞奔北京。咸丰帝打开黄匣，捧读僧格林沁的奏折，心中却是一片混乱。终于杀了杀这群可恨的“逆夷”威风，似乎帮他出了胸中的一股恶气，使他感到痛快了许多。可是转念一想，若是英、法不肯罢休，岂不是又要在家门口打仗。从来驾驭西“夷”的方法，终究要归于羁縻，大清朝武威再扬，也不能天天打仗。更何况多事之秋应以和夷为上策。想到此处，他似乎看到了某种不祥。仗虽然胜了，但条约仍应互换，此不正是恩威并举一张一弛之道？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8）

于是，他多次下旨，让直隶总督恒福劝说英、法、美公使进京换约，甚至让美国公使代为向英方说合。英、法公使对此毫不理睬，率领舰队南下上海，准备调兵再战。这一次战争看来让美国人得利了。本来《中美天津条约》根本就没有进京换约的规定，美国公使跟着英、法一起行动，是打算援引最惠国条款。当恒福询问美方是否愿意从北塘进京换约时，美国公使华若翰（）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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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丝毫没有觉察到若英、法公使不进京美国公使根本无权要求进京；他需要一个榜样、一个范例，说明外“夷”顺昌逆亡的道理。他希望美国公使的举动会使英、法公使回心转意，早早换约，了结一年前就已结束的衅端。英、法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