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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进行，英国公使也不必常驻北京。英国高级专使额尔金经历此等恳求，觉得英国侵华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让公使常驻在充满敌意的北京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会有危险，于是也作了退让，同意公使另驻他地，有事可进京暂驻，就如中美、中法条约之规定。但是额尔金坚持一条，即《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必须在北京互换。此时的咸丰帝一直在发脾气，一再申斥桂良办理失宜，令其挽回全部四项权宜，并声称英国等国若至天津，必将开战。

见多识广的桂良等人似乎并不因此而惧怕，依旧按照自己的设想办理交涉。专制社会中，臣子的功过不在于办事的成效，而在于是否合于主子的好恶，不必去谈什么客观效果。就这一点讲，揣摸君主的内心活动是臣子们的真功夫，是升官保官的秘诀。尽管桂良的交涉活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尽管咸丰帝仍旧怒骂不停，但桂良心里明白他已经获得了成功，因为咸丰帝已经在事实上批准了他的方案，旨命以两江总督代两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其头衔也从“管理五口通商事务”改为“办理各国事务”�。

桂良还从咸丰帝大量的谕旨中发现，他此时的首要任务是阻止英、法、美三国公使进京换约，改在上海互换。互换条约批准书，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英、法、美等国之所以坚持要在北京互换，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两广总督衙门发现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鸦片战争后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文本，对这些重要的文件不是由中央朝廷保管而是由一名地方官保管感到十分惊奇。如果英、法、美等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会更加惊奇，因为这些条约的正式文本从来也没有到过北京，且不说这些英、法、美盖玺的文本互换后一直存放在广州，就是英、法、美收到的由清朝盖玺的文本，也是根据两广总督的请求，由军机处将盖有国玺的黄纸送到广州，再由两广总督贴在条约正式文本上的。“天朝”的大皇帝决不会，也不该去看这些不光彩的东西，他们只看见过按照一定格式抄录的抄件。清朝之所以不愿意在北京互换条约，是因为听说公使们到了北京后要按照西方的惯例、用西方的礼节觐见皇帝、亲递国书！

1859年初，英、法、美三国派出新任驻华公使。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也照会桂良等人，新任公使即将到来，前往北京换约。桂良等人百般努力未获效果，也只能向咸丰帝报告。咸丰帝至此，态度开始软化，同意进京换约，但条件是：一、随行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二、不得摆轿排列仪仗；三、换约之后立即离京南下，不得在京久住。咸丰帝的谕旨中，有一句非常关键，“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即按中国以往的成例办理。�

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他是决不让步的。桂良继续留在上海，准备与英、法、美新任公使商议换约事宜。一直等到1859年6月初，英、法、美三国新任公使抵达上海，但他们根本不愿意在此事上再作纠缠，不理会桂良等人的一再照会，挂帆北上，直趋天津了。桂良闻讯，知情况不好，立即驰驿回京了。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7）

自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后，津京一带的防御已经摆上了咸丰帝的议事日程。在此危难之际，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想到了上次帮他克服危机、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战功赫赫的科尔沁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1858年5月21日，即大沽失陷的次日，咸丰帝即命僧格林沁率军前往通州，着手京城防御。　1858年6月2日，咸丰帝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京津一带的军务。

1858年7月10日，英法联军离津南下，咸丰帝命僧格林沁回京，面授机宜，让他负责大沽、天津一带筹防事宜。　1858年7月14日，僧格林沁聆训后立即出京开始策划津沽防务。　1858年8月，僧格林沁料理完毕通州大营的军务后，前往天津、大沽一带。他在大沽一带修复炮台五座，安设重炮数十位，小炮上百位，并在海河中架设木筏、铁戗等拦河防御设施，手下的部队达到一万人，其中四千人驻在炮台上。可以说，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大沽口的防卫力量大大加强。从僧格林沁的奏折中，咸丰帝感到有了自信。到1859年4月，咸丰帝允英、法、美公使入京换约，并派了他的亲信怡亲王载垣到大沽见僧格林沁。载垣带来了咸丰帝的密谕：“如果夷人入口时不依规矩行事，可以悄悄击之，到时候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　此种掩耳盗铃的技巧，僧格林沁商酌再三，觉得难以执行。僧格林沁也有他的麻烦。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