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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更多是推动大家专业之间的交流。比如吴祖光搞梅兰芳的戏剧，就把我、张光宇、张正宇请进去做艺术顾问，对布景等提出意见。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我们没有想法、意识去振兴中华文化，但是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8）

郁 风 其实，因为文化圈里的人兴趣相投，大家也是以兴趣结合，不是从一开始就严肃考虑任务，要完成什么任务的。

黄苗子 好像现在的分行比较明显。以前我们跟电影界经常沟通，现在很少有什么交流。

郁 风 以前很多画家、作家都不分彼此，特别是抗战时期重庆的很多画家。大环境在一起，都是相通的，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都是靠着一些旧的关系，虽然不同行，也还继续保持友谊。建国以后分行比较细，大家似乎都老死不相往来。现代从业的人多了，生活工作压力大、紧张，也不大有机会见面了。现在的学科划分更细，互相的沟通也更少一点。而彼此之间的交流，对自己的专业是很有帮助的。过去的通才多，现在的专才多了。

黄苗子 陈逸飞希望成通才，但是被“累”死了。

郁 风 我们在美国见过几面，但是也不大熟悉。

李怀宇 现在老朋友间的来往怎么样？

郁 风 当时最活跃的叶浅予、吴祖光都离我们而去，搞外国文学的冯亦代也去世了，老朋友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也增加了一些新朋友，像范用、邵燕祥、李辉，也大多限于写作、出版的朋友。

黄苗子 我经常说，我这一辈子得到过的最大益处就是朋友。我的很多朋友，有些比我年长，比如陈寅恪。1957年，我到广州送母亲上船回香港，为了研究吴道子，我特地去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先生。当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要跟着一条白线去课堂。陈先生的头脑十分清醒，博闻强识。他指导我，让我查《新唐书》第几卷第几页，有一些有关唐代壁画的材料，《旧唐书》第几卷第几页也有，都是如数家珍。

我二十来岁在上海就认识了张大千，后来认识了徐悲鸿，抗战结束后结识了齐白石，都是经常来往的朋友。张大千总是惦记我，后来台湾跟北京能通信以后，他还送我他住在南美洲的四套照片，专门让人从香港带给我。临死前，还画过达摩像托付朋友带给我。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上的朋友。齐白石是抗日战争以后在南京认识的。建国以后，我到北京，就经常跟叶浅予一起去看他，老人家对我们这些后辈非常好。

郁 风 齐老的画50年代六元钱一尺，我们都觉得太便宜了，让他提到十元钱。

黄苗子 我原来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什么学历，我都是靠长辈、朋友的帮助，才有了一些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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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1）

我一生都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

2005年8月13日，黄永玉在北京万荷堂举办八十一岁生日酒会。《比我老的老头》一书记载，黄永玉生于1924年7月9日。近年来，黄永玉每年都会随心情变化，在盛夏选一个吉日请亲朋欢聚。我们乘坐美术评论家陈履生夫妇的车，出北京约一小时，到达通州区徐辛庄万荷堂。堂外公路上的汽车早已停放成长龙，几名警察在维持秩序。路口有一座八角亭，不见题匾。陈履生介绍，此亭名为“侃亭”，黄永玉专门建来方便周边村民歇息“侃大山”，并亲笔题字制匾。不想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题匾不知所踪，黄永玉便不再题字。侃亭下依然有侃爷，只是成了“无字亭”。

万荷堂为独立的中式园林，远望四周皆是田园。走进大门，那几条传说中的大狗早已被拴到不知何处，没有机会出来迎客或吓人。地上铺着粗石，院子里躺着几尊古旧的石雕，抬头一看，“万荷堂”三个大字颇为拙朴，走廊上挂有一个拳击沙包。大堂是黄永玉的画室，大梁大柱，大桌大椅，居中摆放着几根硕大的原木，上有黄苗子题字。一面几十平米的大墙专为画大画而设，墙角有升降机。墙上挂着黄永玉新写的书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