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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日后更成就了一批文化大家。1949年后北京的“栖凤楼”，被称为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等名士往来不绝，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潘汉年、黄佐临、柯灵、于伶等到了北京，也都往这儿跑。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从此，“二流堂”一案株连无数。专案组在查“二流堂”重要人物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李怀宇 从30年代开始，艺术界的朋友圈中就少不了你们两位，1949年之后又有启功、王世襄等文化大家，你们朋友之间在生活中的交往是怎样的？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7）

黄苗子 启功比我大八个月，跟我比较熟，他去世时九十三岁，我九十二岁。去世以前，就算我们身体不灵便，也总是通电话。启功进了医院以后就不能说话了。启功、王世襄对我的帮助都是很大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写了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艺林一枝》，研究古代艺术。启功的打油诗非常有意思，滑稽得很。我跟启功相识大概是从50年代开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我当时住在王世襄的芳嘉园，启功从黑芝麻胡同迁居小乘巷，因为佩服他的学问，我们经常来往。“反右”以后，都被划成了“右派”，大家都很紧张，都不敢来往。但是我们彼此平时来往还比较多一点，大家都互相理解，启功、王世襄有时候来看我。

“反右”以后，大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就都写一点东西。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研究清朝人的建筑法则《营造法式》等好几本书，还有对于鸽子、葫芦的研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当时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写了大概十几万字。我们有一个朋友以前给启功的老师陈援庵老先生抄东西，当了“右派”以后没有事情可做，他就替我们三人抄东西。抄完之后大家交流互看、提意见，当时来往比较密切。启功最有名的一本书《诗文声律论稿》，给诗律平平仄仄的发音总结了很好的表格和规律，从平平仄仄中拉开五言、七言，这就让人们能抓住旧体诗平仄的规律，让它变得简单。启功改稿子的每一页都是手写楷书，《诗文声律论稿》最后大概改到第九次才满意。我十分钦佩，至今还保留着他的第七次改稿。差不多是几年以后“右派”平反，我的《吴道子事辑》才在中华书局出版，启功也替我纠正了不少错误，他都用纸条夹在稿件里，很细心。

我觉得启功很可惜，这么大的一个天才，什么都懂。有人喜欢或者不喜欢他的书法，但是提到书法，不能不说他是头一把交椅。他对书法理论太熟悉，把书法研究透了。提到书法，他能讲几天几夜。他现在的桂冠就是书法大师，这实在还是他小而又小的一方面，反而使他其他的才华没有很好发挥。

李怀宇 1949年后，“二流堂”那些朋友之间如何交流？

黄苗子 阿英同志50年代初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他每次来北京都住在我们这个“栖凤楼”，所谓“二流堂”。后来，吴祖光也住在我这里。阿英同志鼓励我搞美术史，解剖几个“麻雀”。大家都知道吴道子是“画圣”，可是“圣”在何处，有哪些作品，历代有什么评论，到底有多少作品，都需要系统地说明。在他的启发下，我、徐邦达、张仃、叶浅予常常为吴道子的研究互相交流。

李怀宇 “二流堂”的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黄苗子 北京“二流堂”在东单一个破破烂烂的大房子里，浩子（戴浩）花了几个金条买下了这栋楼。起初是盛家伦、浩子两对夫妇住在里边，后来，我从香港来，没有地方住，也住在里边。再后来，《新民报》公私合营，也搬到里边，我也去参加管理。最后是吴祖光也搬进来。吴祖光很可惜，多少年的朋友，他的才华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当时大家聚到一起，各自有各自的朋友。我跟郁风是美术界的朋友多，盛家伦是音乐界的朋友多，吴祖光是戏剧界的朋友多。有一句话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危险，我们就不知道危险。“反右”的时候，有人提出来我们是在北京恢复重庆的“二流堂”，还上告了中央。其实周总理是很清楚的。在重庆，郭沫若、夏衍都和我们在一起，到了北京又聚集到一起。“四人帮”把我们揭露出来，目的也就是为了针对周总理。

其实，“二流堂”除了朋友的感情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