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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３月１４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即席发表演说。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图穷匕见，７月７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抗战一揭开序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这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然而他却并非中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来到杜月笙跟前，建议说：&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

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2）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便是抗日后援会。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需要上海人民协助很多，后援会应该立刻恢复。” 史量才事件之后，黄炎培的表现越来越左倾，杜月笙对他早有戒心，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下进一步地加以试探，于是他问： “怎么样的恢复法呢？” 黄炎培头头是道地说： “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求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单独应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还有我黄某人，就不属于任何党派呀。” 心里有数了，杜月笙莞尔一笑，淡淡然地答道： “芦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等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歇两日看看风色再谈吧。” 他支开了黄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这是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开先。杜月笙一见名片，连声请进，两人分宾主坐定，吴开先约略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他认为七七的枪声已为全面抗战揭开序幕，中、日问题惟有付之一战，因此，他向杜月笙请教，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援前线将士。杜月笙静静地听他把话说完，马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顿一顿，他又果决地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全力协助。” 杜月笙和吴开先商定原则以后，他一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另起炉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吴开先的警觉，而且使他衷心感激，认为杜月笙能够摒弃黄炎培这个几十年的同乡、老友，而凡事以国民党的利害为前提，此一情谊对于他个人以至国民党都是极可珍贵，令人感动的。 为了争取时间，杜、吴两人立即采取行动，两人就在华格泉路杜公馆客厅里，拟出了一纸名单，并且登时命人善写请帖，分头投送。这份请柬由杜、吴两人具名，邀集上海市声望最高、潜力最厚的大好佬们，第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 第二天早晨，黄炎培还在筹思如何说服杜月笙，中汇银行的会议室早已冠盖云集，高谈阔论，迅即顺利无阻的正式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当场推定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为主席团，尚且议决在３天以后，召开大会。 等到黄炎培那边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左派人物在抗敌后援会中一概榜上无名，被拒之门外了。 三天以后举行成立大会，到了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当场选出了１２１位委员，再由委员复选常务委员３５名，说来也是凑巧，一·二八事变时的抗战后援会者秘书长陶百川刚好学成归国，如今又正好当选，秘书长之职又正好原壁归“陶”。 大会决定设立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各委员会，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地在推举负责人选，杜月笙不耐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