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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身来高声说： “抗敌后援的事体要自告奋勇，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这一个就由我来！” 等一会儿，不曾看见有第二位自告奋勇者，于是杜月笙又在喊： “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吧，新之兄，你来做这个，好吗？” 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表示接受。 大会组成，人员推定，杜月笙说： “支援前方，等于救火，不能耽搁一刻，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但是，问题来了，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即使有，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杜月笙说要铜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热烈支持抗战，掀起比“—·二八”事变时期更为盛大壮阔的捐献浪潮，捐款之势如风起云涌。秘书长陶百川查查账目，发现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议，从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拨还，杜月笙一看那张支票，登时退还，他说： “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这里面扣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告诉他说： “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账上也不便处理，要不然，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这才点点头说： “做捐款可以，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不写杜先生捐的，写谁呢？” 想了想，杜月笙决断地答道：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 打仗、要钱，而且要花大钱。正当杜月笙在为抗敌后援会的事，忙碌紧张，席不暇暖，一日，华格臬路到了贵客，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找杜月笙商量，政府决定发行五５００００万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成一个“劝募委员会”，办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宋部长，”杜月笙脱口而出地说，“要办公地点，不晓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够不够用？” “足够了。” “那么，我立刻腾出米，捐给劝募委员会用。不管用多久，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3）

接下来，宋子文和杜月笙商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海一地公债应该如何劝募？杜月笙深思熟虑，他建议： “募公债，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一次，最好方面广点，工商界的朋友，希望他们尽量认购，上海市民也要普遍的买。” 宋子文对他的建议表示赞许。于是，杜月笙便一口气成立了两个劝募队，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长由他自己担任，上海商界劝募总队长则推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后来王晓籁说他一个人“抗不住”，向杜月笙请救兵，杜月笙便一脚跨过去，兼了商界劝募队的副总队长。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驻日大使杜月笙的老朋友许世英回国述职，不久他生了病，正在就医时期，大战爆发，中、日交涉剑拔弩张，７月１３日他奉命带病返任。杜月笙闻讯，马上赶到北站迎接，然后一直送他到驶赴日本的海轮上。这时，江上风清，微波不兴，悬太阳旗的军舰就在附近停泊，许世英绝口不提他赴日交涉有否成立和议的可能，只是意味深长地说： “恐怕你又要大忙特忙一阵了。” 杜月笙明白许世英的暗示，他不禁慷慨动容，眉飞色舞地答道： “我今年刚５０岁，年富力壮，身体对付得过去，只要国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杜某人必定万死不辞！” ４天后，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声朋，指出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阀的狰狞面目亦已全部暴露，他们增派大军发动猛攻，向华北各地狂轰滥炸，宣布中国对日宣战。７月底，北平陷落，８月初，上海形势紧张，先闹了一次水兵失踪又被寻获的挑衅丑剧，８月９日，当全国各地军政要员，纷纷赴京共赴国难，举行军事会议声中，风云险恶的上海终于响起了枪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官一兵，乘坐汽车，准备强行冲入虹桥机场，被机场卫兵制止，双方发生枪战，两名日本官兵当场击毙，国军阵亡一人。 于是，８月１１日，２７艘日本军舰开进吴淞口，摆好备战姿态，威胁中国撤退驻防上海的保安队。从这一天起，上海人开始知道战祸已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了，闸北成千上万的居民携带箱笼细软，像潮水般地涌向租界，人潮淹没了街道，遍地都是弃置的家俱行李，汽车被迫停在街心，涌进租界的难民越来越多，租界无法全部接纳，于是绝大部分的人只有餐风露宿，抱着不曾打开的铺盖，睡在水泥地上。杜月笙督饬租界的慈善团体，竭尽一切力量，进行救济。 ８月１３日，淞沪大战爆发。“一·二八”之战中力抗日军的国军劲旅中，８７师王敬久部扼守江湾新市区，８８师孙元良部则进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