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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彻底批倒批臭某某某，让某某某永世不得翻身！”漫天的大字报虽言之无物，却刀光剑影，杀气腾腾，触目惊心。每个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上都打着血淋淋的大叉。

“*”中，打倒某人的程序是：先定性，成立该人的专案组；然后搞群众运动，发动群众，大搞逼、供、信，肆意拼凑黑材料，剥夺被审查人的申诉权力，使之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辩，有冤无处申。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帅，下到平民百姓，人命竟被如此草菅！

“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2）

然而，做人应该襟怀坦白，旗帜鲜明，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那种看别人脸色行事，唯唯诺诺，卑躬屈膝或处世圆滑，明哲保身，挺不起腰杆做人的人，即使活到200岁，又有什么意思！

“宁可轰轰烈烈活50岁，也不愿意窝窝囊囊混200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想法就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溶化在我的血液中。这使我经常碰壁，甚至头破血流，影响了我的一生。但我至今不悔！我的人生道路，因此更坎坷、更跌宕起伏，却也更丰富多彩。

反复考虑，下定决心，我要为赵家实翻案！一个人干，势单力薄，而且，我深知自己反应迟钝，笨嘴拙腮，甚至有些木讷；为赵家实翻案纵有铁山般的证据，没有雄辩的口才，也是万万不行的。我必须找到一个有胆、有识、有口才、有事业心，而且观点一致的同学。突然，我眼前一亮：有了！就找他……夏任凡！

为了不走漏一点儿风声，大字报的起草，反复修改以及用毛笔誊写，都是在我家悄悄完成的。该写落款时，我们俩犯难了……以什么名义发表呢？经过反复考虑，我们俩一致认为：以一个战斗队的名义发表比较好，既真实，还可以壮声势。于是，我们俩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想起个好名字。当我灵机一动，提出用“胆大包天”时，夏任凡立即拍手叫好。在二十七中“*”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胆大包天”战斗队便从此诞生了！

夏任凡离开我家时，已是深夜11点钟了。

翌日，我和夏任凡起了个大早，趁学校还没有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是翻案吗？》的大字报贴到一楼到二楼缓步台的中间最显眼的地方，然后就“于无声处听惊雷”去了。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红卫兵乱抓辫子、乱打棍子、乱戴帽子，无论怎样“左”都不必担心犯错误；即使错了，也无非是水平问题、认识问题。一旦右了一点点，那就不得了了，就要大祸临头！什么“犯路线错误”啦，“阶级立场不稳”啦等等，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非给你戴到头上不可。

“*”中，赵校长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人间辱。二三十斤重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上百次的小会批、大会斗，几乎没有一次不“享受”“喷气式”、低头大弯腰的。有一次，在三楼的大教室批斗他，由于时间太长，坚持不住，他摔倒在水泥地上，一个“小将”冲上去，照他脑袋就是一脚，顿时，老校长右眼失明，左耳失聪。

当年还只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的王诗光，其兄王诗武和我是初中同学，“*”前就与我相识；“*”中，我们又志同道合，便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在二十七中打赵、保赵两派处于势均力敌的1967年初，我和王诗光到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待站上访，想通过求助“尚方宝剑”迅速地把赵校长解放出来。我们没有钱买火车票，便在沈阳站买了两张站台票混上了车。一路上提心吊胆，凌晨还是在山海关被撵下了车。雄关峻岭躲在夜幕后面；扑面而来的，是刺骨的阵阵寒风。

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不取回“真经”，决不回头。我俩又想方设法混上了下一趟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一到天津，又被撵下来了。只好出站买了票。这才想起我们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于是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已经发干直掉渣的馒头，喝着火车上的白开水，望着窗外飞驶而过的村庄，惬意极了。

“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3）

中央“*”接待站的同志明确指出：如果你们反应的情况属实，你们的校长就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反动权威，因为中学里没有学术权威。我们俩喜出望外。一路上的艰辛，两次被撵下车的委屈，都因我们取到了“尚方宝剑”，一扫而光！

历史证明，我们的想法太幼稚了。在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虽然我们把从北京取来的“真经”贴在一楼门斗最显眼的位置……进楼的必经之路上，两派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保的继续保，打的继续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