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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队由燕京大学领导。集合地点为前门外天桥。　传单上只涉及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救国运动自由，未对政府攻击。学生出校即遭军警拦　截，学生冲出，到南长街口，警察又持水龙向学生喷射，为学生所夺，放水反射，警察　四散而逃。

大队至天桥集合后，就地召开市民大会，吁请抗日。呼口号散传单，市民给予同情　支持，争送茶水等。队伍游行至前门大街，遇二十九军武装巡逻队，拦路不许前进，领　队向前交涉，二十九军军官回答：“你们是对的，但我们匀奉上级命令，不得不拦。”　相持5个小时，学生队伍遂分两路，一向宣武门西行，一向前门北行。西行队伍至宣武门　始知门闭不得入，清华女学生陆璀爬入城门，欲扭门锁开城，为军警所执，第二天即释　放。清华、燕京收队先归，其他学校同学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风侵逼，学生终日挨　饥忍冻，晚9时后始拟收队，分往东北大学及东城各学校投宿。军警乘黑夜之中，皮带、　刀背交下，学生多有受伤。事后检查，重伤者75人，轻伤者297人，被捕者8人，失踪者　25人。

两次学运正面史实虽仅如此，但其波涛动荡至为壮阔。天津（12月18日）、南京　（12月19日）、西安（12月18日）、上海（12月14日）、广州（12月12日）、济南（12　月16日）、长沙（12月18日）、武汉（12月17日），各地大中学校纷纷响应，游行罢课　请愿，反对华北自治，释放平津学生，讨伐殷汝耕。一个月间风潮扩至35个城市，游行　示威次数多达65次。是最为普遍的一次鼓动宣传运动。

“一二·九”学生游行之时，土肥原贤二伪作群众挤在人群中观看，第二天即在　《满洲日报》上发表言论，称“此次运动是受国民党和共产党鼓动的。”土肥原的言论　也许是他的猜测，或是有意这样解释！国民党鼓动自己的国民反对自己，似是不通。说　是共产党鼓动领导则是真的。高桥坦武官于第二次游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　大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操纵学潮，要求驱逐蒋、胡离开北平，并惩办预防不力之军警。

第二次示威运动之后，学生中大部分主张作第三次游行，但未被学联会接受。学联　会接纳了清华、燕京学生要求，组织扩大宣传团，向平汉线附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此　议在第四次学联大会中通过。

扩大宣传团系由平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分五大队，下分大中小各队及排班，再　设常务、交通、组织、总务、纠察、调查、救护各组，悉采取军事化组织领导与方法。

各队预定1月8日在固安会齐，召开大会。全团学生达3000人，但宣传成绩不佳。民　众参加听讲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会因宣传口号，发生左右派之争　执。

右派主张，宣传口号只限抗日，左派主张宣传抗日并用倒蒋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右派愤恨共产党人从中利用，退出宣传团。左派将所余团员重加整编，约定1月10日会于　保定。但两日之后，各队均被冀察政务委员会便衣探警分别截回。各团返平后与燕京、　清华，东北大学等团体合组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实行　列宁路线。1936年1月人数为300人，9月发展到1200人，占大学生总人数1A10，此支有组　织有纪律的志士，逐渐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运动”的前十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工人、农民、　兵士、学生同心抗日。“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再度发表告全国学生民众书，对华　北学运备致钦敬，并请工农兵学不问信仰与否，一律共同参加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恰　与军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对付学生成为鲜明对照。青年心理，何去何从自可明了。日本逼　取自治，原想防中国赤化，今日反使中国共产党势力深入华北，全民抗战思想深入人心。　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国民政府之下。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是学生运动，　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　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　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　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