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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偏裨者”），驰至刘营告急说：　杜松已抵“酋城”，“深入敌疆，虞攻之不继，敬遣材官某，请将军会师夹攻”。刘初犹豫，继而“心动”，恐杜“独有其功”，令诸将拔营前进，行二十里，耳听炮声隆隆，以杜将先入城，则己“宿名顿坠”，令士卒尽弃鹿角，急速前往，队不成列，进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铤，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南路军李如柏，因杨镐知悉杜、马二军惨败，檄令回师，仓皇撤退。明兵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总兵战死，阵亡道员、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两万八千余匹、头，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两万件。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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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萨尔浒之战（5）

萨尔浒之战，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军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俘获众多，军威远扬，为取开原，灭叶赫，下辽沈，奠定了基础，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兵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努尔哈赤所使用的甲胄

天命四年（1619）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开原。开原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与叶赫相连，是辽阳所恃“以断夷虏之路”，联络北关的军事重镇。开原是“古之黄龙府而元之所谓上都”，城大且坚，军民十余万，“物力颇饶”，金银财帛数百万。总兵官马林镇守，火器众多，照说是可以抵挡后金军进攻的。但是，萨尔浒惨败，严重影响了士气，“人心不固，兵气不扬”。加上，此时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一贯贪婪横暴，盘剥军民，“赃私巨万，天日为昏”，以致“素失民心”。此人既贪财，又怕死，四路出征时，郑是南路李如柏部的“赞理”，见事不妙，随李狼狈逃回，眼看开原危急，却置敌不顾，继续克扣军饷，勒索士民。备御罗万言以高价买到军马，到郑处支领草豆饲料，“并无升束”，一日饿死战马二百四十九匹。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月不给，各军衣物尽变，马倒人逃”。上万马匹，缺少饲料，散放牧于百余里外，“贼至猝不及收”。因此，八旗军轻取开原，“易如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紧接着，七月二十五日，后金军攻克了铁岭，生擒蒙古喀尔喀部名酋斋赛。努尔哈赤班师回京，略事休整，八月二十一日，又领军灭了叶赫，杀其城主金台石与布扬古贝勒，编户万余，大胜而归，后金军威，声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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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沈之战（1）

一、　坐失良机

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于三月在萨尔浒大败明兵，六月取开原，七月下铁岭，八月灭叶赫，所向无敌，进展神速。可是，从此就按兵不动，直到天命六年（1621）三月才进攻沈阳、辽阳，足足有二十个月之久，没有发动大的进攻。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由于汗、贝勒看到明经略熊廷弼调度有方，不易攻取，因此明智地暂时克制，集军待变。而是号称“英明汗”的努尔哈赤，在此时刻，不够英明，不太聪睿，决策上出了差错，贻误了战机，延缓了君临全辽的时间，给以后攻取辽阳、沈阳带来了不少困难。

天命四年八月灭掉叶赫以后的几个月里，是努尔哈赤挥师西征，攻取沈阳、辽阳的最佳时间，这时明朝的窘困局面，为他成为辽东王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无需动用巨大的兵力，不必花费多少代价，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就能轻取沈阳、辽阳，可以说是乘胜前进，势如破竹，易如反掌。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

其一，明廷惊慌失措，调度无力。萨尔浒之战明兵的惨败，开、铁的失守，使得“朝野震动”。身肩军政要务的庸相方从哲，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对策，只是再三呈述“东事危极，京师万分可虑”，“京师之危，真在旦夕”，恳请神宗视朝，集臣会议军务，发给内帑，委任新人。昏君朱翊钧，听凭百官跪奏，藉口“头目眩痛，心腹烦懑”，不上殿理政，不召见群臣，还指责户部拖欠金花银两，又诡称“内库空虚，搜括无遗”，拒绝发放内帑。这样一个醉生梦死腐朽荒淫的老皇帝，配上一个顺从帝旨的庸相，怎能制定出拯救辽东危局的大政方针，怎能应付瞬息万变的军机要务！

其二，残兵败将，畏敌如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萨尔浒之战，四路出兵，三路覆灭，虽然官府多方招聚，到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