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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景象。八旗劲旅，取抚顺，下清河，阵斩辽东镇守总兵官张承胤，所向无敌，因而对与明交锋，满怀信心，沉着应战。

战争的正义性质，新兴国家、新兴民族的强大活力，八旗士卒誓灭强敌的坚定斗志，为击败明兵奠定了基础。而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又为重创敌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努尔哈赤身经百战，熟谙兵法，善于发挥所长，克敌所短，以少胜多。明军虽然四路进发，但又不完全是分散兵力，而是约定于二道关前会师，再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如果建州分军迎战，很难取胜，那时明兵会合，全师进击，赫图阿拉就危险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主要迎战明西路杜松军。

明军枪炮众多，利远攻，不便于近战，后金兵使用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明兵远来，人生路疏，粮饷难继，建州则生长于斯，险易尽晓，行动便捷。努尔哈赤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敌军之短，他不打列阵通报姓名、摇旗呐喊的正规之战，而是设下埋伏，诱敌入圈，突然奇袭。正当杨镐大张声势调兵遣将，行将出征时，努尔哈赤早已胸有成竹，“调度安排，机构周密”了。

明军四路，以西路最为精锐。西路军主将杜松，乃将门之家，其兄杜桐，由末弁，以军功，升至大帅，历任延绥、宁夏、保定总兵官，授右都督，史称其屡败蒙古，“积首功一千八百，时服其勇”。杜松，“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戎阵，遍体鳞伤，“刀箭瘢如疹豆几十朝时，间有红处，乃良肉”，屡立军功，升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威名远扬，建州亦知其勇，“酋素畏杜，称曰太师”。更为难得的是，杜松还是一位廉洁大将，秉性清高，不巴结上司，不笼络权贵，他在奉命援辽师出潞河时，明告送者说：“杜松不识字武夫，惟不学读书人贪财怕死耳。”《明史》卷二百三十九，《杜松传》。但是，此人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按照经略和各路将官的决定，三月初二日会师二道关，西路军应于三月初一出抚顺关，而杜松“欲贪首功”，又藐视建州，骄傲轻敌，提前于二月二十九日出边，日驰百余里，第二日，三月初一，即抵浑河。天色近晚，水深流急，人马渡河，溺死数十骑，诸将恳请留宿，监军张铨谏止，总兵官赵梦麟劝阻，杜松不从，挥军急渡，“水深没肩”，士卒“没于河者几千人”，车营枪炮辎重皆遗岸后。全军拥挤过河，飞奔前往，进入伏中，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敌的兵力，勇猛冲杀，在萨尔浒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随即转攻明北路军。马林率兵于三月初一夜，进驻尚间崖，离萨尔浒三十余里，闻听杜松兵败，士卒大哗。第二日，两军交战，明兵施放枪炮，八旗军奋勇奔袭，很快就击败敌军，马林领兵万余提前逃走。后金军又回过头来迎敌刘铤部队。

刘铤，为勇将虎子，其父刘显，少年家贫落魄，曾自杀未死，投笔从戎，屡立军功，由一名小卒，升至都督同知、总兵官，历镇广东、狼山、浙江、贵州、四川。刘铤，初因父功，荫为指挥使，“勇敢有父风”，所使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风”，列骏马五十余，跳跃其间，“来往轻于舞蝶”，因功先后升任守备、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久镇四川，后因“军政拾遗罢”，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原官起用。刘铤一向依靠川贵土司士卒和川兵，累立军功，因而一再申请，征调四川、云南、贵州“各土司马步兵”两万余，“皆本官统驭旧人，矫捷善战”，但兵部复议，只准调“汉土官兵”九千余人，而且战前并来全到。刘铤颇有将才，又久经战阵，熟谙兵法，老成持重，行军之时，规定人人皆持鹿角枝，遇敌则置鹿角于地，“绕营如城”，“转瞬成营”，“虏骑不能冲突”，己兵“得暇列置火具，虏前队毙于火攻，则不能进”，己军乘间出劲骑格斗，疲则还营少休，不怕遭遇敌人埋伏，不怕敌军突袭。这样一员智勇双全之将，却因与杨镐有隙，“自前不相好”，受杨排挤，“必要致死”，指定他带东路军，仅一万余人，从宽奠出，道路遥远险恶，“重岗叠岭，马不能列”，粮饷不继，朝鲜从征兵一万三千，亦疲弱怯战。三月初四日，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这时，努尔哈赤早已遣派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和八旗官兵，前来迎战，“设伏于山谷”。初五日晨，后金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号矢即令箭，经略授总戎，“以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