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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居祖地，深知“夷”情，熟谙路途，又是王杲亲家，知悉姻亲底细，一旦充当明军向导，就使王杲失去了“地利”的有利条件，陷于被动局面。

第三节 癸未起兵（3）

明万历二年（1574）十月，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纵火焚烧，杀掠人畜殆尽。王杲突围出走，三年（1575）二月复纠众入掠，又为明兵击败，逃匿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处，七月被王台执送北京，磔于市。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次纠众掠边。十一年（1583）李成梁再领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

王杲、阿台之死及其家族的衰落，与觉昌安、塔克世为明兵向导，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文献认为是塔克世引导明军攻王杲。如马晋允的《明通纪辑要》载称：“王杲不道，歼我疆吏，李成梁因他失为响导，遂枭王杲于藁街。他失者，叫场之子，杲之孙婿也。”黄道周的《博物典汇·建夷考》写道：“先是奴酋父他失有胆略，为建州督王杲部将。杲屡为边患，是时李宁远为总镇，诱降酋父，为宁远响导讨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

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则载称叫场与塔失父子皆为向导，从征王杲。该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晋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时，追叙说：

其祖叫场，父塔失，并及于阿台之难。至是，斩克五十以献，乞升赏。又因贡夷马三非，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寨，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时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本夷原领敕三十道，系都指挥，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

两说有所差异，联系历史形势来看，《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更为准确。其一，万历二年（1574），塔克世约三十余岁，虽值壮年，能征善战，可是其名不扬，凡事皆父觉昌安出面办理，前引明代辽东档案，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只写了叫场，未写塔克世，即系明证。《清实录》亦仅述觉昌安之有为，降服附近各部，未言塔克世有何功勋。从亲家变仇敌，为明向导，这样大的事，叫场不点头，不出面，塔失怎敢自由行动。其二，《皇明从信录》引的是努尔哈赤自己的话，他遣“贡夷”马三非，呈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如无其事，怎敢胡说，怎能冒功？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右庭，复查之后，亦得出相同的结论，肯定“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这样的材料，比《明通纪辑要》，当然更有说服力，就史料价值而论，《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显然更为可靠。由此可见，觉昌安、塔克世父子都为明军引路，参加了消灭王杲的战争。

觉昌安父子还为李成梁作向导，攻打阿台，并因此而死于战乱之中，这就是清人所谓的景、显二祖之死。在这个问题上，《清实录》等官书的记述，颇有失真之处。例如，《武皇帝实录》卷一载：

秃隆城有尼康外郎者，于癸未岁万历十一年唆构宁远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成梁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阿太妻系太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觉常刚闻古勒被围，恐孙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既至，见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于城外，独身进城，欲携孙女以归，阿太不从。塔石候良久，亦进城探视，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

《武皇帝实录》此叙，破绽不少。既然是明朝大帅宁远伯李成梁亲统大军出征，重兵包围城寨，而且“攻城甚急”，身为阿台的亲家，觉昌安怎能独身进城，怎能携女出围？塔克世又怎能继入城中？如此自由出入，与炮火纷飞弹矢如雨的鏖战气氛，怎能协调？实录撰修者这样编写，用心良苦，其目的不过是，欲图掩盖觉昌安父子背亲弃友投靠明军的不光彩行为。明人记载却一致认为，叫场、塔失是为明军引路进攻阿台，而死于兵火。例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载：“先是李宁远捣阿台，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为响导……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载：“初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其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努尔哈赤自己也曾经承认这一事实。万历十七年（1589），他还仅仅是一个小部寡民之长，急需倚赖明帝讨要职衔以“夸耀东夷”时，特遣“贡夷”马三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