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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幸能豁免，降袭父职，自然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事迹不显，他的堂叔脱原保也无赫赫战功，而且从嘉靖二年（1523）以后，就再未进京朝贡，不再统辖建州左卫，整个家族衰落了，觉昌安自然也难以承荫祖先遗泽，荣袭都督要职。但是，从《清册》及其他史料看，尽管出身不显，先天不足，觉昌安却不是一个听天由命才具平凡的庸碌之辈，而是很有艰苦奋斗精神，力图重振祖业的有为之士。

《清册》载述，万历六年（1578）四月十六至七月十六的八十多天里，叫场至少三次带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买卖货物。其中的一次，以“麻布粮食等货”，换过“猪牛等物”，计三十多号，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此项记载虽然过分简略，五两多税银，似乎也只是区区小数，但问题并不简单，交易的商品也不算少。按照女真与汉民买卖的通例，基本上是女真以人参、皮张等土特产和马匹，买进耕牛、铁制农具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在前述《清册》所载海西女真与汉民的贸易，已经反映得十分清楚。《武皇帝实录》也载称，建州女真地区，“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等皮，以备国用”，与明“互市交易”。人参更是重要商品，大量向明售卖。这种马市，基本上女真是卖多买少，明则处于贸易逆差。明档所记万历十一年（1583）七至九月和十二年（1584）一至三月，海西女真在开原镇北关、广顺关的马市，买进铧子、耕牛、衣服、缎绢等物，按时价计，约折银八百五十两。而卖出的商品，仅人参一项，照时价每斤九两银计算，三千六百一十九斤参当值银三万二千五百多两。至于貂皮四千七百余张，狐皮、狍皮、羊皮、豹皮三千余张，又可售银上万两。这样大量的货物买卖，才抽税银六百一十二两，由此推知，叫场入市抽的税银五两多，大致是价格五百两左右的营业额，表明其交易的商品数额是不小的。由此而获取的银两，也是不会少的。他还通过“抚赏”领取了很多物品，仅初三、十二日两次，就得到明臣给予的三头牛、四头猪、盐四百二十五斤，以及兀剌、红布等物。

觉昌安不仅在经济上勤理财务，多次进入抚顺马市，卖出土特产，买进牛、铧、盐、布等物，扩大生产，提高产量，牟取利银，发财致富，而且在政治上也善能观望风色，临机应变，眼明手快，战阵厮杀，发愤图强。他与嘉靖末隆庆年间称雄建州的著名酋长王杲，结为姻亲，以长子礼敦之女嫁与王杲之子阿台，又娶阿台之女为四子塔克世之妻，藉以为靠。他还很可能参加了王杲袭掠辽东人丁牲畜财帛的活动。可是，一旦看到明廷发兵追剿王杲时，叫场就迅速转变了。王杲是建州右卫都指挥，剽悍好乱，嘉靖三十六年（1557）掠抚顺境，杀备御彭文洙，屡掠东州、惠安、一堵墙诸堡。四十一年（1562）设伏，生擒副总兵黑春“磔之”，深入辽阳，掠孤山，戮指挥王国柱等。万历二年（1574）七月，又执抚顺游击裴承祖，剖腹惨杀。明廷大怒，十月发兵征剿，破杲寨，斩一千余级，三年（1575）八月，磔杲于京。觉昌安与王杲是双重联姻，亲上加亲，照说应站在亲家的立场，跟从王杲，抗敌明兵。可是，明帝震怒，大兵追剿，重兵压境，如若孤注一掷，与明对抗，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是笃念至戚之谊，共抗明军，同归于尽，还是以本身安危为重，置亲不顾，临阵反戈，投奔敌营，立功补过，免于灭顶之灾，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两个利害悬殊的结局。在这决定整个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觉昌安和塔克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一条通路，与王杲决裂，投到明宁远伯李成梁总兵官麾下，报告边情，指引道路，从征厮杀，为消灭王杲而竭尽全身之力。

王杲之所以能横行二十年，屡败明兵，主要是靠联合诸部和坚守险寨，这也是历代女真名酋称强的基本条件。女真居住偏僻地区，高山密林，行走不便。五岭、喜昌、石门诸隘，“人骑不能成列”。王杲所住之寨，依山阻险，城坚堑深。阿台的古勒寨，异常陡峻，“三面壁立，壕寨甚设”，明军人地生疏，不知路径，枪炮沉重，难以运行。因此，王杲可以进退自如，得势，则深入明地，掳掠人畜，袭杀官兵；失利，则逃匿故地，倚险固守，休养生息，串联他部，一有机会，东山再起，明将对此很难应付。可是，觉昌安父子的投明，就使战守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昌安是一部之长，他们六弟兄强盛之时，“自五岭迤东，苏苏河迤西，二百里内诸部，尽皆宾服”。他的归顺明朝，必然影响其他建州女真部落与王杲的关系，削弱了王杲势力。而且，觉昌安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