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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太多时间泡在热水里。他也戴了一顶棒球帽，此刻，他体会到了戴棒球帽的好处，它虽然不伦不类，但看上去比不戴帽子要精干多了，让自己多少有点运动着的勇气。他也买了双唐人街鞋店便宜的阿迪达斯运动鞋穿，那是因为方便，在水淋淋的厨房间工作，这样的鞋子防水，耐脏，长时间地站着，也不会让脚很痛。在坚尼街上走着，能看到夜色里三三两两地走着些收工的男人们，都是差不多的打扮，哈尼想，那都是和自己一样，从中国餐馆里放工回家的人。他们走路的样子都不好，都是中国男人惯常的姿势，塌着肩膀和胸脯，膝盖也不直，动作很慢，象生病的鱼一样。哈尼想，自己也一定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哈尼和一起跳舞的朋友曾互相提醒，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将身体挺直，象洋人一样笔挺。那时，半条淮海路上的人都会多看他一眼。而现在，在不夜的春街上走过，连警察都不多看他一眼。但哈尼的心情并没有太坏。在这时，他常常用手摸摸装在口袋里的现钱，那都是些小票面的钱，皱巴巴的，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钱。至少简妮可以用这些钱多申请几个大学，到美国来的时候，可以晚一天去打工。哈尼相信，和自己一样深夜放工，软塌塌地走在唐人街上的男人们，心里的想法和自己差不多。他知道这样走路，身体才最省力，虽然不那么精神好看，但是很实惠。

第六章　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16）

哈尼工作的餐馆老板，是个台湾人，他恨死了大陆，所以也恨从大陆来的人。常常一口一个你们大陆人，你们共产党，对哈尼说个不停。好象哈尼就是大陆，就是共产党。哈尼终于有一天被说毛了。他突然说，看到香港报纸上说，大陆马上就要进攻台湾了，解放军和导弹都已经在福建海边显形，照片都登在报纸上。这才一举将老板那张嘴堵住。但是，那天的小费因为老板心情大坏，而少分了几十元。哈尼憋了一肚子的气。通常，哈尼总是默默干活，象块海绵。洗碗的人问他从那里来的，他只说是从新疆来的，家里是农场职工，准备挣下

些钱来，回去好给儿子讨媳妇用。披萨饼店的意大利人奇怪他的英文怎么有这么标准的发音，他诚恳地解释说，是小时候，跟住在镇上的美国传教士学的，他家穷，只能去教堂的救济学校上学。哈尼渐渐将自己的心龟缩起来，尽量放在不容易遇到的地方，就象他刚到新疆去的时候一样。他在纽约就这样生活着，等待着把简妮从上海办出来的机会。

但范妮却不是一只箱子，只等哈尼回家的时候才用，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刚开始的时候，范妮的情况比鲁说得要好多了。药将她紧紧按在椅子上，象抱枕一样安静和消极。要是你不招呼她，她就整天在张椅子上坐着，不再自言自语。开始哈尼还按时带范妮去看医生，去配药吃。后来，医生说范妮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暂时的控制，应该可以旅行回家。这下，吓得哈尼再也不去医生那里了。为了防止万一，他甚至在护士那里说了谎，改了一个假的联系电话给诊所。

无法去诊所调整药物，哈尼只能接着给范妮吃从前的药，为了保持她的镇定和缓慢，保证她不会在他外出的时候发生意外。他知道那些药对范妮来说已经太重了，医生不让范妮再吃了，但他每次还是将那些蓝色的小药丸放到范妮手里，看着她吃下去。他心里说，等简妮到美国了，他会牺牲自己留在美国的机会，带范妮回上海去好好治病。不一会，范妮的舌头就大了，嘴也有点歪。药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的时候，范妮就盯住他，不停地问：“我的嘴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一直问到她被药物的力量完全控制住。哈尼不知道，她的嘴是不是因为吃了医生不让继续吃的药才歪的，也不知道这样下去，对范妮身体和头脑的伤害会有多大，范妮现在变得又脏又软，面色浮白，要是你不给她吃喝，她就不吃不喝，她的样子，常让哈尼想起用旧了的拖把。

哈尼心惊肉跳，他没想到自己能对范妮做出这样的事来，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狠心。他几次想开诚布公，求范妮的原谅，但最后都忍住了没说，他怕一旦范妮不肯吃药，反而将事情弄僵。他说服自己要学习爷爷的冷静，范妮已经病了，总是病了，要是不找到将简妮从中国大陆救出来的方法，就伤了两个孩子，范妮更是百无一用。有时哈尼扪心自问，要是将范妮换成简妮，他是不是还有那样的硬心肠，能将简妮的病象范妮一样地拖着，让她为姐妹牺牲。哈尼想，大概自己不如现在这样容易硬起来。这时，他才理解了自己连队里那对上海夫妇。他们七岁的女孩在回新疆的路上被朋友诱奸，回到新疆的家里以后，他们夫妇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