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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

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

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

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氏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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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风流　独领风骚

名士辜鸿铭的风流与他的语言天才一样，独领风骚，似无人可及。

辜氏一妻一妾。吉田贞子去世后，老牛夕阳的他又觅了一位碧云霞以慰老怀。他在一本鼓吹中国文化救世论的英文书中，振振有辞地鼓吹“纳妾并非不道德”，像为辫子保驾一样，为纳妾护法：“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辜鸿铭喜欢狎妓。民国以后，辜鸿铭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一天，开完会后，他收到三百块大洋“出席费”。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收买人心，立即拿了这笔钱去逛妓院。把北京八大胡同每个妓院溜了一遍，让妓女们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元大洋散光，他才扬长而去。他同情妓女，认为她们卖淫是卖穷。

辜氏不仅喜欢嫖，还喜欢赌。嗜好麻将。有次与人“叉麻雀”，摸得一手好牌，完全可能赢，最后因少了一张牌做了“相公”。洗牌再战时，众人发现这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发现挂在辜鸿铭嘴边。原来他打得太专心了，误将麻将当雪茄叼了起来。

他还卖过文凭。这是他亲口向胡适讲的。

安福部当权时曾立法，部分参议员需中央通儒院票选。凡有外国的硕士、博士文凭者都有选举权。有人兜买，二百元一张。

×××找辜鸿铭，希望投他一票。辜说他文凭丢了。×××说您老亲自去投，不用文凭。辜说要五百元。两人几番讨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送四百元和选举入场券给辜，叮嘱务必到场。辜鸿铭拿到钱立马到天津，把四百元　“报效”给妓女一枝花，玩了三天才回来。事后，×××大骂辜不讲信义，辜顺手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小子的头，大骂他瞎了眼：“敢拿钱来买我？”把那人吓跑了。

辜鸿铭偏激。他瞧不起严复（又陵）和林琴南（林纾）。一次酒酣耳热时，辜发怪论：“如果我有权在手，我定要杀两个人以谢天下。”邻座问杀谁（另一说，他与严、林同桌）。他说：“严又陵和林纾。”邻座问为什么。辜说：“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道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祸连天，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教青年侈谈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二人，天下安得太平？”

辜鸿铭性狂。在一次社会名流政界要人宴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信口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要安定些。”

辜鸿铭幽默。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在家宴客，客人中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大家推他坐首席。坐定，大家讨论中西文化。洋主人问他：“孔子教育究竟好在哪里？”辜答：“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上座，即是行孔子之教。若照争竞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等到胜败决定，然后定座，然后举箸，只恐怕大家这一餐都不能到口了。”说得众人点头称是。席间，一个洋人问他为什么留辫子。他指着那人嘴唇反问：“你为什么要留胡子？”

……

辜鸿铭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品格：“我向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