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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定胜天’这句话，那就靠平甫、和甫执著筹划了……“

王安石向夫人投去感激的目光，然后转眸向王安国、王安礼一瞥。

王安国自年前和兄长顶撞争吵之后，心里一直闷闷不乐，很少与哥哥交谈。除年节拜祖祭神来到主宅外，一直把自己关在偏院的书房、寝室里，不再过问朝廷的事情。王安石为了避免这个弟弟再与吕惠卿、曾布等人发生不愉快，两个月来，也不再让他参预有关朝政的商议。兄弟间的关系，更为冷漠了。今晚，“政局有变”的消息传来，事关王府的荣辱盛衰，王安国闻讯后移步来到兄长的书房。二十多天没有见面，大哥憔悴得有些脱形，他的泪水几乎滚涌而出，心里不再是愤怨，而是怜惜和同情了。壮心招来怨恨，忠贞招来猜疑，辛苦招来灾难，上苍对兄长不公啊！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王安石。兄长衰老了，脸变得更加黑瘦，脸颊上的那片黑记变得更大更明显，白发增添了许多……他泪水盈眶，视线模糊，眼前闪现一串幻象：囚禁于天牢的兄长，遭贬流放的兄长，被捆绑刑柱的兄长……他心头的凄楚突然变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憎恨；这都是吕惠卿、曾布之流所累所误啊！他正要发泄心中的愤怒，弟弟王安礼呐响开口了：“嫂子所言极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二十年前，‘庆历新政’在仁宗皇帝一道‘兴致太平’的谕旨下兴起，叫喊了两三年，实际折腾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在仁宗皇帝又一道‘误朕误国’的谕旨下收了场，新政的推行者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被视为朋党而遭贬离京。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正是当年范仲淹等遭受的悲哀。历史令人难以参悟之处恰恰是，现时逼迫我们处于困难的，除了司马光和苏子瞻，正是当年革新朝政的欧阳修、富弼和韩琦，真是离奇啊！当年范仲淹等人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重罚，是由于他们自请‘误上误国’之罪而成全了仁宗皇帝的圣名，从而免去了全家的灾难。大哥，这条道路并无难辩之处，眼前似乎是可以借鉴的……”

这是要王安石“引咎求安”！王安石没有说话，但眉宇间紧皱隆起的三角形状，已显出这是一副万难吞下的苦药！王雱深知自己父亲绝不屑此举，神情激动地开了口：“‘庆历新政’只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根本不能与这次‘变法’相比。范仲淹和富弼当年联名上呈仁宗皇帝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只限于整顿吏治，充其量只能是对当时朝政缺失的一种纠正。而且凡是涉及‘厚农桑’、‘修武备’、‘均公田’、‘减摇役’等主张，根本就没有实施。所谓新政，空名而已，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更为重要的是，范仲淹、欧阳修都长于议论而短于实践，富弼、韩琦都专于边事而疏于内政，根本不可与现时的执政并论。且仁宗皇帝在位日久，锐气已减，因循成习，已不喜风云搏击，更不敢风云击搏，‘庆历新政’之败，势在必然。而当今皇上，春秋鼎盛，心志干云，‘变法’乃即位后的第一个创业壮举，断不会因稍有风浪而停掉。阿爸，依孩儿之见，只要再与皇上相持数日，皇上必然会让步的！”

大胆的分析、议论、臧否人物、判断决策，年轻的“小圣人”，真有其父之风！王雱以他的尖锐、新颖、单纯和不知畏惧，震动了父、母、叔父。

王安礼：孺子不知高低！

王安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吕惠卿之猖狂，曾布之愚蠢，污染有形了！

吴氏：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王安石蓦地挺身坐直，惊异地打量儿子，眉宇间闪动着喜悦的神色：儿子对仁宗皇帝和当今皇上的比较分析是极有见地的。自己的命运现时已和皇上的创业之举连系在一起，若“变法”中途停歇，皇上即位以来借“菊花会”、“万灯会”大肆宣扬的唯一政绩，也就变为“暴政”，皇上的“英明”也就变为“昏庸”了。这是皇上决计不愿接受的，也是自己可以摆脱眼前困境的唯一缺口。如何借用这个“缺口”向皇帝施加影响，以改变眼前的“政局有变”，以图“变法”继续推行呢？儿子所谓的“再相持数日”，似乎可取。但毕竟如同守株待兔……

王安石定神思索，谋图寻找一个主动而有效的办法，但心乱如麻，一时难理，他后悔今晚议事没有请吕惠卿参加。若吉甫在此，以其机敏多智之才，定能出奇谋以解疑难的。他在焦虑之中，把目光投向王安国，急切询问：“平甫，谈谈你的看法。”

王安国此时虽然同情哥哥的遭遇，但他的政见并没有因大难临头而有一丝改变，相反，王雱刚才一通吕惠卿式的狂妄议论，倒使他旧怨新怨到了一块儿。不用王安石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