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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顺着皇太子的心意。当时朱国弼就有种不好的预感，但是想想这种事难道能逃得脱么？索性硬起头皮跟着进来，看皇太子摆的什么鸿门宴。

谁知道皇太子这边只有“鸿门”没有“宴”，也亏得有王之心的提前预警，让他有了心理准备。

虽然有了这样的准备，但走到了案几前面，朱国弼还是有些胆怯。自家的家产到底有多少，他并非不知道，但是全都写下来么？若是皇太子按图索骥，岂不是一窝端了？

不过皇太子终究是一国储君，总不会做出这等明火执仗的事来吧。

“尔等当好生写全喽，切莫做出欺君罔上的事来。”王之心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圈子里，对几个跟朱国弼一起服软的贵戚说着。旋即又看了一眼那些呆呆站在原地，只是哭喊不肯动弹的贵戚。

朱慈烺朝王之心招了招手。

王之心快步上前，附耳过去。

“魏国公站在那边，其他人势必是不会动的。”朱慈烺低声道：“宣布他的罪状吧。”

王之心躬了躬身，从自己捧来的簿册上取过一本。

封面的左下角上写了“魏国”两字，翻开之后却是魏国公全族触犯国法的记录。

其中证据最为详实的并非欺男霸女——以徐家的家势，也的确无须做这种事——而是高利借贷，盘剥小民。

正是这回的江南之行，让朱慈烺发现了另一个自己长久以来的误区。

因为历史课本的教育，朱慈烺相信土地兼并以及地主将搜刮来的银两再次投入土地，这才是明朝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真的切入这个社会之后，他却发现土地兼并的问题只是国家财政受到损失，百姓其实是获利的——否则也就没人肯诡寄别人名下了。正是因为朝廷正税、赋役的压力比投名诡寄要重太多，才造成了这种非法兼并。

真正影响社会生产发展的却是高利贷。

明朝并没有专门的放贷机构，至于传说中的票号，那是顾炎武和傅山为了反清筹款才发明出来的商业模式。

目前放贷多是声誉显著的大商户和大家族，他们将获取的利润投入贷款市场，以高息收回，本身没有进行生产工具的改造，对生产力没有推动，同时又剥削了其借贷者的再生产能力。

《大明律》规定民间放贷利息不过三分，同时是不论年月，只能一本一利，利息不能计入本金再取利息。而后来富家借贷，多取复利，所谓“利滚利”者。再后来朝廷为了禁止这种复利盘削，规定“不拘年月，利息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缺乏金融控制力的法例显然没能发挥作用。

若有人按照月息三分，也就是百分之三的利率放贷，已经是悲天悯人的大善人了。绝大多数高利贷者都超过了“三分”这个限度，苏州甚至出现过两石本金，而月息就取了一石的超高利率。

而明朝高利贷的普及程度之广，却是从官员到百姓无有不涉及的。这次所有被东厂查出触犯国法的勋戚，无一不在这高利盘削问题上犯有重罪。（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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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三　旌旗十万斩阎罗（19）

“殿下若是以此罪我等，恐怕天下并无无罪之人！”魏国公并不服气，这位徐达的后人哭得脖子发红，以演艺出来的哀伤遮掩愤怒的本质。

“没事，我先诛首恶，再论其从，宽宥无知罪轻的庶民，这也是祖宗好生之德。”朱慈烺道：“若是国公以为高利贷还不足以让世人心服口服，那么蓄养家丁死士，这就足够了吧？”

大明允许奴仆的存在，但不允许家丁的存在。有时候其中界限很难划清，因为家丁也常做奴仆的事，甚至还要担负农业劳动。如果硬要找出个标准，那么勉强可以用军籍来区别家丁与奴仆。

无论是地方卫所还是京营之中，服役的军人首先都在军籍。嘉靖以后的募兵制大行其道，正是军籍军人不堪用，不够用的问题。

不堪用是因为没有操练。这些军人不操练又在干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在为军官干私活，当家奴。

不够用是因为人不在了。军户是世袭制度，父祖在籍则子孙都在籍，以开枝散叶来说，只会人满为患，为何会发生人数缩减的事？答案是卫所、京营的军官将领将军户视作自家奴仆，直接拉跑了。

这些军户服从度高，地方衙门管不着，户籍直接归属于卫所、都司、五军都督府这一系统，属于免费的人力资源。像魏国公这样每代都有人出领督府，提督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