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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黑钱。当年在他的辖区内，一般市民商户几乎都“买怕”他，每办红白二事，得先送“碧陈”（黑钱）到关帝厅，富家四五银元，中等人家二三银元，贫家也得送上一元几角，并讨回一张木板刻印的符咒式的黄色纸条，上书“附城花子陈起凤”七字，帖在门口，以免群乞的滋扰，使婚丧诸事得以顺利进行。据说这笔“碧陈”分为五份，丐头占一份，孝敬当地段警察一份，其余三份为关帝厅所辖乞丐的福利开支，供病号医疗和殓埋之用。当然，陈起凤自可中饱私囊，否则他哪住得起豪华居宅，养得起三五打手。

如是办喜庆事，事主还得先备好一筵酒席，请陈起凤赴宴，据说陈不管酒席丰薄，均是只饮一杯酒，只吃一块肉，随后使人撤席，把剩下的酒肴全部搬回住处，以飨门下人，成为惯例。

当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省城的事。广州河南有个富商做七十大寿，大排筵席，自恃家里出了道台（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腰帮够硬，便不卖陈起凤的帐，没向关帝厅送“碧陈”。陈起凤闻讯，大为恼火，随即调兵遣将。

这一天，富翁正高高兴兴做寿，突然门外涌来一大群乞丐，喧哗噪吵，而且越聚越多，竟至一千余人。他们砸烂排山，在阶前随意大小便，扰嚷终日，驱赶不散。富翁急差人上告官府，官府却只是派了几个巡警来虚应故事。富翁无奈，最后还是向关帝厅封了大封“利是”，在门前帖上“附城花子陈起凤”的黄色“符咒”，群乞才相率散去。

事后，有人问知府的师爷：“知府大人为什么不敢派兵弹压？”

师爷听了，淡淡一笑：“弹压？一千多个乞儿（笔者注：广州人称乞丐为乞儿），如何弹压？这些乞儿烂命一条，打死一两个，非但不能杀鸡儆猴，还只会使事态扩大，直闹到不可开交；而且，他们背后还有个关帝厅！”

“那为什么不抓几个？”

“抓乞丐？”师爷大笑，“乞丐哪有怕抓的，乞讨跟坐牢差不了多少！而且，牢房关得了多少人？如此管而无益的麻烦事，知府大人不去理，才叫高招！”

官绅平民买怕陈起凤，但华林寺的和尚最后还是容不了他。主持僧以关帝厅人马经常穿插寺门，胡作非为，有渎佛门净土为由，要陈起凤搬出华林寺。到光绪末年，众僧跟关帝厅人马终于矛盾激化。宗教自有宗教的力量，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使陈起凤不得不考虑再三，最后把关帝厅的大本营搬到河南大沙头的金花庙。

在这之前，广州城中不同的乞丐集团各有自己的乞食范围，互不相犯，关帝厅主要起调节的作用。关帝厅迁到河南后，陈起凤扩大了兼并范围，一时声望鹊起，广州城中的大小乞丐头目，先后拜在他的门下，尊他为大头目，后来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各县的乞丐，甚至一些江湖浪客也望风来归，陈起凤在下层社会中声势甚盛。这时，已是民国初年。

不过，陈起凤当他的乞丐皇帝时间不久，便一病呜呼。

后继无人，关帝厅人马群“龙”无首，随即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西关、大东门、河南、新城、老城等各乞群的乞头便自立门户，割据地盘，不相统属。群乞仍自称是关帝厅人马，但其总厅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

金城在1908年的初夏来到省城后，四处流浪，做了好几年的乞丐，对关帝厅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对各种行乞手段也甚是熟悉。现在，他想到了陈应，想到了他手下的群乞。

第二天晚上八点多钟，进驻省城的滇桂军首脑们正在桂军司令部密谋如何借开会之机扣押昨天刚设立的“海陆军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主任魏邦平的时候，金城带着姜雄、周韦青离开了小洋楼，向城北走去。

广州城北是有名的观音山（今称越秀山，即越秀公园），山南麓有座著名的道观，叫三元宫，至今犹存，而且香火甚盛，每逢中元节、重阳节等节日，人山人海，观前马路几为之塞。左边不远，当年有座关帝庙，虽已是破败不堪，却是群乞们难得的栖身之所——四年前，也就是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广州国民政府把省城中的寺庙拆得七干八净，没拆的也多用来做了机关的办公之所，很多原在破寺烂庙栖身的乞丐只得露宿街头——金城记得陈应曾说过，他一般晚上栖身在关帝庙。

这一天是农历王戌年十二月初一，时届隆冬，又碰上寒潮袭来，北风呼呼。广州冬天的寒冷是湿冷，跟北方的干冷不同：气温不低，不会低于零上三度，但却让入觉得阴冷入骨，比北方的零下七八度还要觉得冷。天寒地冻，再加上兵慌马乱，虽然才是晚上八点多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