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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便之所。然后就那样憋着……终于憋不住了，也就尿出来了！这时候，才知道那是一场梦。慌乱中看见地下有一摊水，再看，自己裤子和鞋也莫名其妙地湿了。

噢！原来是梦中情节。

噢！原来是小便失禁。

如此生活，带给自己些许安慰：那年秋，我收到忻县商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同时，也给自己留下顽固不化的后遗症：神经衰弱。用医生的话说，就是神经错乱。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期间还夹杂着另外一些病变，如年青人正常的生理现象：遗精。羞于开口的同时，也吃过不少补药。有医生对我这样说，我才不至于害怕：“结婚后，就没有事情了。”　。。

老师：留在记忆里的记忆

祖父一生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授业解惑，释疑修身，可谓万人敬仰。后来，历史和祖父开了一个玩笑，政府和祖父开了一个玩笑，只可恨这个玩笑也实在开的太过分了。祖父身心所遭受的磨难，非一般人难以想象，就是他老人家的孝子贤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无故的牵连。由此在我内心引发出来的种种情绪，又不能书写成文，只好记在心里。

由祖父联想到老师，除过“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这个感受之外，其中又有敬重祖父的成份在内。只要一提起老师，我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祖父，想起他老人家慈善的面孔，想起他老人家温和的言语，就连他老人家走路的姿势，都时时出现在我的梦中。可以这样说，祖父的举止言行，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老人家的学识品德，他老人家的做人原则，他老人家的为人处事，已成为我一生行为的准则。

一九八零年农历五月十三，这天在我一生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祖父在这天辞世了！可想而知我的心情有多么悲痛，可事实就是那么不近人情，我只有将这份无限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里，直到没有阳光没有温度没有声音的那天……

从小学到忻州商校，自己在学校读书的生涯，少说也有十三年。本村小学五年（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白石初中二年（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二年半（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六月），豆罗高中二年半（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八零年七月），忻县商业学校二年（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三日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真所谓十年寒窗苦读书。现在想起学校生活，真是悲喜交接，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啊！

但是，在这十三年读书求学期间，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却时时潜入我的梦乡，叫我常常难以入睡。我不能忘记他们，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我更不会写出四五本书来。因此，在这一篇里，我尽可能多写一写他们，算是报答他们的一种方式吧！

提起我的老师，应当首推吴果花老师。她老人家是山西省汾阳县人，老牌大学毕业生，人长得有福，个子也高，脸上经常带着笑容。尤其是她说话的声音，实在是好听。在我们名字后面，她老人家习惯带一个“子”字，听起来倍感亲切。

在教学上又有一套因材施教的办法，每年公社统考，寺庄小学的成绩都排在全公社前一二名。她那方法，不是那种死记硬背，她一个人教一至五年级，一共有二三十个学生，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一遍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接着给二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再自习。接着再给三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再自习。接着再给四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接着再给五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然后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也就到了。然后就下课了。

听吴老师讲课，好像是听她老人家弹钢琴，那么自如，那么轻松，那么愉快，像行云流水，像春天里的细雨，像夏天里的微风，像秋天里的庄稼，像冬天里的雪花。

小学时候，因为我们班只有七八个人，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也因为我的一贯表现，我是班里没有任命书的班长，五年级那年，我被学校推荐到公社，又被公社推荐到忻县，最后在《忻县小报》上登了我的事迹。那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我被推选为全公社五个学生代表之一，光荣地坐在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观看文艺表演节目。

也就是那年冬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我记得好像是学校刚刚开学，依照旧例要全面打扫卫生，我打扫墙面时，无意把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扫开一个小口子，这下可闯下大祸了！当时学校里驻着贫下中农管委会，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起极其阴险、极其反动的反革命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