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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江拖组织部出来，在办公楼口，就碰到已经调出学校、在厂教育培训中心上班的上官老师。他是在一九八五年与我同时调来江拖中学的高中把关老师，这次一见到我，就愤愤地说起他那次与夏振川打架的事。

“夏振川在学校当校长，简直就是黑了天，那次是他自己弄断了肋骨还不要脸赖我，是他自己想蹬我一脚肚子，结果他没有站稳，跌倒在水泥板角上。后来就连派出所的人竟也还会听他的，结果还把我给拘留起来了。”上官老师十分气愤。

说着，他又列举了夏振川的许多丑事，对我的事情他也很愤愤不平，说学校的老师都在讲，你就是被夏振川给害了，叫我一定不要放过他。

上官老师还告诉我，这次刘焕宇被免去厂组织部长，是因为作风不好，处事不正派，厂里的职工意见很大，干部们对他的评议很差。

八月初，我来到省政府，这时的省农牧渔业厅又改回了原来的牌子，叫省农业厅，厅人事处的干部主管仍然是孙建齐，他刚从省红壤研究所挂职锻炼回来不久。

孙关切地问我在江拖的关系最后处理得如何，说江拖这样对待调动的干部是很不正常的。

我在他那里借出了那几份虽然盖了好几个人事部门同意调动的大印、尚未能够最后批复的干部调动关系，其中还有注明“徐厅长交待”的字样，心情真是无以言状。

就这样，一次正常的人才流动，不仅把编制，甚至把我基本的工作权利也给流失掉了，我似乎成了社会上哪里也不管的人。比起那些下岗的工人，他们常常能得到政府在各个方面的照顾，不知要比我好多少倍。本想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国家多作贡献，现在却是这样的结局。

在被除名前，由于得不到厂里的允许，我回不了原单位上班，又不敢在外上班，只得失业在家，连做点小生意也生怕单位知道；被除名后，由于文件没有盖章，我既无法诉讼，又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到处寻找工作或办理个体执照，均无有效证明而告吹。

我四处谋生无门，经济几乎没有来源，精神倍受打击。

九月八日晚，我来到省政府大院，欲去省委常委楼舒惠国书记家，与舒书记见面求助，可门卫说什么也不让进。

十一月六日，我来到省委大院，希望能在省委书记办公的地方见到舒惠国。我先找到一位在此当处长的同学，想跟舒书记通个电话，同学说舒书记的电话是党政领导的内部专线，这样的专线，一般要正厅级干部才可能有。

自然，我也没有勇气提及自己被单位除名一事。

我望着省委书记办公的警戒深处，自知不可能见得到已担任了省委书记的老同事，只得眼巴巴地回来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徐菊生，他已由省农业厅调任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对我的处境很为不平。徐是正厅级别的领导干部，有党政专线电话，主动提出帮我用党政专线取得同舒惠国书记的联系，叫我可到他的家里来打。他还告诉我，舒书记现在已去日本，要到10号以后才能回来。

我仍感觉这样做不妥，拖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再寄了封信到省委舒书记的办公室。

一九九九年的八月，我处于极度的苦恼和烦闷之中，带着疑惑、带着悲愤，提笔给江拖厂长江建林写起信来：

江建林厂长：

记得85年我刚来到江拖时的教师节庆祝会上，你的发言对教师是那样发自心扉的尊重，你那样念念不忘你的小学、中学、以及白发苍苍的研究生老师，这种真挚的感情确实震撼过我的心。

十年后，在你的大笔挥批下，我终于被除名于江拖。我仅仅是一名小小的教师，除名前没有机会跟你打过任何交道。但我的直觉认为你应该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曾满怀希望写下了五、六千字的申诉报告，交给了厂办姚主任以向你反映，次年又把材料交给了厂组织部新任的闵部长，至今仍无下文。难道这种官官相护的关系，真不惜会被一些老师所言中？

记得第一次跟你打交道，是想请你能在我那没有章子的除名文件的复印件上；补一个厂里的公章，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也被你冷漠地拒绝。

这几年来，痛苦和忧愤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省农业厅人事处拿着我那江拖在多年前就不予承认的调出关系，不知如何是好，而我却是哭笑不得，只有认命。

可是，有一个疑问常常困扰着我，我的反映报告，是不是你有可能没有收到？而这样棘手的问题你又会管吗？如果我想找你好好谈一次的话，你又会有这种闲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