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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一分荣耀又带着几分沉重，这是我见到伙伴们的心情。我常想，历史的累积，也就如同一个建筑的砌造，是由一砖一石叠垒而成的。在共和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曾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对祖国的奉献。他们像一堆砖石，把自己铸造在了祖国的基础上。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

我要讲的故事，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的身世经历：他们不是“老三届”，但又有别于七零届以后的各届中学生；他们是千百万同龄伙伴中的一群，却常常被人整体遗忘；他们中即使后来有人同“老三届”一起重返大学校园，但也数量稀少；他们是历史谈资的“失踪者”，却实实在在生活在人海里。我希望记录这群人，记录这个群体的生活跋涉。作为“新三级”的一员，我期待着能找回我那些特殊的伙伴们。

我和我的伙伴们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庞大群体。它的名字叫“六九届”。这名字概括了我们的简单履历：1953…1954年出生；1960年入学；1966年小学毕业；1969年上山下乡；上世纪70年代末，陆续从祖国边陲的农场、农村，返回城市家园。

如果时间能倒流，那40余年前的我们，在镜头前留下的影像，一定是群烂漫顽皮的孩子。那时，国家吹响了向工业化进军的奏鸣曲，父母们忙得无暇顾家，于是我们大多在幼儿园里成群结伴，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960年秋，我们走进小学校门。陌生的同学和陌生的教室，很快就成了最好的玩伴和欢乐的家园。那时的功课绝没有今天这般繁重，我们似乎从未为补课发过愁。

记得1962年国庆，天气微阴。我们中最早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们，清晨就骄傲地系起红领巾，在邻居和同伴们身边“飞来飞去”。这场景的确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为写这篇记忆文字，我特地翻阅了《当代中国的人口》。统计数字告诉我：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恰巧诞生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之初（第一次生育高潮在1953…1958年之间，第二次为1962…1973年）。1953年、1954年两年，全国新增人口2784万，平均增长率为％和。在此后6年持续高生育曲线上，我们占据了第一个“制高点”。我认为，之所以选择这两年作人生起点，我们必定受到了某种“昭示”：新中国即将从贫瘠和落后走出，向着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目标迈进。新的、充满希望的社会氛围，催生了我们；也有人这样说，是结束战乱与缔造和平的巨大转换，孕育了我们这批小公民。1945年后，西方国家曾出现生育高峰。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生理反应”。我们比他们晚生七八年，可道理基本相同：新中国终于结束了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乱，和平鸽和橄榄枝，引导我们相约着来到这美丽的世界上。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2）

从《统计年鉴》上我们还得知，在1954…1963年这十年间，又是1960年创造了一个小学入学高峰。虽然，大跃进受到重大挫折，中国人民开始经受严重困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理念，仍使我们对饥饿记忆淡漠。1960年，我们数百万小伙伴一起挎上了漂亮的书包。也就是说，在父辈们忍受最大的艰难，顽强同灾害抗争的时候，我们拉起手，唱着歌，走进人生第一个课堂。

43年前，当我们刚刚临到小学毕业，“*”突然爆发了。后来的历史证明，1966年这个时间断点，对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体验说来，伤害无穷。十二三岁的我们，瞬间失去教育，不仅所学知识严重不足，而且社会经验也为空白。我们被抛给了“革命”，而“革命”并没有给我们适龄的学识。我们也曾学着给老师贴大字报，但多半不知所云，只是模仿别人，在纸上打出许多大大的“红叉”。更多的时候，我们陶醉于无人管束的疯跑疯闹。因为再不必挺直身板坐在教室里朗读课本，我们从早起就裹入大人们的*或批斗会场，跟着喊口号，也跟着驱赶“黑帮”游街。就这样，我们浑浑噩噩，在“*”最初的一年半里，混过了将近五百天。后来，大约在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一度把我们“圈”回教室。但事实上，课并没有真的恢复。就我记忆所及，数学课好像讲了“因式分解”，而英文课则由于同学用国际音标的发音侮辱老师，便永久停在字母阶段。那时，我们的主课是学工、学农和学军。这是一种类似集体出游性质的活动。在工厂和农村生产队，我们以班为单位，参加劳动和训练。

大自然永远是明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