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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我考入了颍上县城关中学，全家人为我祝贺为我而高兴。爸爸为奖励我，特地买了一只图案是母鸡啄米的闹钟，几只小鸡围在鸡妈妈附近，母鸡随着秒针的走动在啄米。它每天早晨6点钟准点报时，我会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赶往学校。初上中学感到既兴奋又紧张，课程正规，老师要求严格。朦胧中我徜徉着大学的梦想。然而，大学梦想的翅膀不久就被折断了。因为“*”的暴风骤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的前兆波澜不惊。听别人说正在批《燕山夜话》，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流的所谓“三家村”，我并不理解，过几天也就淡忘了。又过了一段日子，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家里人都坐在院子里的凉床上，手持芭蕉扇边赶蚊虫边聊天纳凉。妈妈在看报纸，突然高声说了一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在场的人没有人能够理解，更没有人解答。对于一位求知欲旺盛的少年又意味着什么？若干年之后，我才缓过神来。真是不堪回首啊，耽误了我整整十年的黄金读书时间，今日回忆至此，我依然百感交集。

8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亦即当时人们熟悉的《十六条》。“*”开始了。这场运动以青少年学生为先锋，清华附中的学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而轰动一时。全国各种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学生们迅速冲出了校门，学校停课闹革命，“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示威，“打倒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我不用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霎时，平静的小县城“革命”风雷激荡。县委书记白肇义、副书记王晋玉被戴上了高帽，红卫兵开了他们的批斗会，随后，他们被反绑着双手游街示众了。我跌跌撞撞地跟着*的人群看热闹，有人随意辱骂他们，还有人时而把土块抛向他们，他们面色苍白，踉踉跄跄……

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消息传来，我们那一帮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趾高气扬起来。革命的大“串联”成了热门话题。“串联”去，走“串联”去。一批又一批红卫兵“串联”去了。这时，我只有12岁，妈妈一百个不放心，不让去。另外，老爸没有发话。他早年参加新四军，获得过多枚功勋奖章。1948年解放济南时，炮弹片伤及头部，险些致命。这时他在县人民武装部任政委。平日里，他工作很忙，无暇顾及我们弟兄三人，任凭我们玩耍、打弹弓。但是，离家“串联”这样的事情，是需要得到他的允许才能行动的。我软磨硬泡，嘟嘟囔囔不开心。老爸终于说话了：“你走路都会摔跤，身体太弱，走不了那么远。围着办公室的房子，背上背包走100圈，你试试行不行。”“如果能够坚持下来，就同意你去‘串联’。”我信以为真，傻乎乎地围着办公室开始了我的“串联”。引来了许多好奇的小孩，他们跟着我走，不久便乏力散去了。当我完成100圈的时候，老爸已经被造反派揪到“地委”所在地阜阳去了，在那里他遭到了三天三夜的围攻。我没能去“串联”是肯定的了，只在红卫兵“接待站”得到了一个“差事”，接受妇联干部张崇瑛的领导，为那些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的　“串联”小将们服务。每天接待他们，打水送饭，为他们打地铺添铺草，也算是为“革命”做了一点贡献，并以此聊以*。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3）

1968年，我们学校已经按照中央指示“复课闹革命”，但是喧嚣的社会闹得老师无心上课，学生也不能安心听讲。必须学习的最重要课程是毛主席着作，包括着名的“老三篇”，亦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我们对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的事迹了如指掌，人人都会背诵，有的人还能够倒背如流。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敬佩，他们精神十分感人，但也没有必要天天背诵，把他们庸俗化呀！那时，为了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校时常组织我们去农村体验劳动，县人民武装部有一个农场，每逢收割季节降临，我们一帮小孩子也都会踊跃参加。小孩子毛手毛脚，我第一次收割高粱就出了麻烦。身高米的我加入了成人的行列，接近2米多的高粱秆我从未见过，更不知道如何把它割倒放下，比划着大人的样子用锋利的锄头砍倒了几株。半个小时之后已经腰酸背痛，很难弯下腰了。谁知直着腰挥舞锄头，一下子就砍到了自己的左腿上，白色的骨头暴露出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