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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1）

“*”、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

黄 伟

作者简介：黄伟，男，1954年12月出生，江苏金湖人。1965年在颍上县城关中学读初中。1979年至1983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既属老三届，又是新三级。1983年至今在安徽教育学院（2007年改称合肥师范学院）政法系、历史系，从事“两课”（*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和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其间，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进修。现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安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安徽党史学会常务理事。1994年被评聘为副教授，1999年被评聘为历史学教授。2006年被评为省优秀德育工作者。

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离录取分数线仅差3分。我并未气馁，下定决心，继续挑灯夜战攻坚克难。困了用冷水洗把脸，累了站起来做上一遍广播体操。上大学求知识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以前没有机会，现在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有放弃的道理！1979年7月，第三次参加高考，我终于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如愿以偿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攻读历史专业。

毕业之时我们欢乐地唱着，“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20年后，全班同学如约聚会，没有太多辉煌，只有些许成功，人生阅历丰富了，人生信仰没有改变。90位同学，工作在不同岗位上，贡献各有特色，至少有6人已经被评为教授，我忝列其间。毕业之后的20多年间，我始终在安徽一所高校工作，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不为下海经商所动，没有被金钱物质诱惑。甘于清贫，爬格子、吃粉笔灰从无怨言。往好里说是敬业，不客气地话就叫“一根筋”、“认死理”，穿越时空我与“许三多”神交。

我的童年是在皖北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颍上县度过的。说她小，因为她比卢沟桥旁的宛平城大不到哪里去，城里大街小巷都是青石板路，没有高楼大厦，道路的宽度不能开汽车。说她古老，因为有废弃的县衙门旁相向而坐的一对石狮子、护城河和城墙的残垣断壁为证。城外五六华里有一个花园，人称“游家花园”，花园里有两样不起眼的动物狗熊和猴子。每年踏青之日，孩提时代的我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去目睹它们的尊容。我的妈妈是县城关小学的一位教师，以前读过高中。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高中毕业就是知识分子了。她很强调对自家三个“光头”的教育，时常提起远亲近邻家的孩子学习用功，考取了县城中学，还有谁家的考上了北京名牌大学。懵懂里的我似乎明白了一些读书是有用的道理，经过小学校的围墙都会听听里面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有机会去妈妈那里，也有意地在教室门外向里张望。1959年，我虚岁六岁，终于可以报名上学了。我在妈妈的带领下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学校。负责报名工作的是妈妈的同事，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朱忠贤，据说她是这所小学的一块牌子。她查看了我家的户籍之后说：“你不满六岁，暂时还不能入学。”听了这句话，让我很沮丧。不过接下来的面试，她发现我对拼音字母和加减法都有不错的准备。于是决定给我一个机会……当“旁听生”。如果能够在一个学期结束时，语文和算术考试成绩达到90分，就可以正式入学。最终我如愿以偿地顺利入学了，因为学期考试我的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接近满分。记忆里，在上小学的开头几年，那时县城还没有电灯，每天晚上用煤油灯照明，看书必须靠近灯光，可是太靠近了，第二天发现两个鼻孔里全是黑乎乎的东西。我如饥似渴地学呀学，语文、算术考试常常取得满分，获得妈妈和老师们的夸奖，也满足了一个小孩子的虚荣心。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2）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又记忆犹新的年代，由于种种原因闹了饥荒。刘少奇后来总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灾荒袭来，粮食匮乏，饥馑遍布全县，人们面黄肌瘦。开头卖粮搭配高粱面和山芋面，接着肥田的黄豆饼也变成了抢手货，再后来就有一部分人饿饭了。一天，小学老师带领全体学生去县城南门外的田野挑野菜充饥。记得当时的我因年幼体弱走路经常摔跤，其实南门离学校并不远，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多数同学并不识得野菜，我也一样，面对辽阔的土地只是觉得新鲜，半天下来筋疲力尽，收获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