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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能谈点细节，那会更好。”乔治在他离开时说。

“这样啊，嘿，对了——替我去看看珍妮，好吗？”彼尔又躺在床上止鼻血。“随便你怎么说，只要你做个了断。”他坐起来写了张支票，放入一个棕色信封里。“说我给她付牛奶钱。”

他大概发现乔治对这简短的话不大放心，于是补充说：“我不能把她带走，对不对？即使他们让她去，她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负担。”

在同一个晚上，乔治照着彼尔的指示，坐地下铁到肯特区，在一个外表仍保持古式的马场里找到一幢小房子。一个穿着牛仔裤、面貌平庸的女郎为他开门，房子里有股油画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起自己是否曾在韩彼尔的家里遇见过她，所以他一开口就说：“是韩彼尔叫我来的。他很好，不过我替他带了些口信来。”

“天呀，”那女郎柔声地说：“要来的终于来了。”

客厅很乱，从厨房门可以看见一堆吃用过的餐具，看来她是把所有餐具都用过后再一次洗干净。地板上没铺什么，只有些以蛇、花、昆虫为画面的长型幻觉派绘画。

“那是彼尔的《米开兰基罗的天花板》，”她闲谈地说：“只是他不会得到米开兰基罗那种难过的背病。你是政府人员？”她边问边点燃了一根香烟。“他告诉我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她的手在抖，眼睛下有黄色的污点。

“呃，是这样的，让我先把这样东西交给你。”乔治一边说，一边探手到内袋，掏出那个装有支票的信封给她。

“面包。”那女孩说完这两个字后，就把信封放在她身旁。

“面包。”乔治说，用以回答她自嘲的笑。然后，也许是由于他的表情有点怪，或由于他说这两个字的方式很特别，令她拿起信封拆开来看。里面没有字条，只有张支票，但那张支票就够了；乔治从他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支票上的数字是四位数。

她有点手足无措，走过房间去到火炉边，把那张支票和几张食品杂货账单一起放入炉架上的旧罐子里。然后到厨房冲了两杯雀巢咖啡，但只端了一杯出来。

“他在哪里？”她面对他站着问道。“他又去追求那个讨人厌的小水手了，对不对？这是他给我的遣散费，对不对？嘿，你可以把我的话告诉他……”

乔治见过这种情形，突然想起几句熟悉的话。

“彼尔一直担任国家机要的工作。那是我们不能谈的，对你也一样。几天以前，他因一件秘密任务出国去，预定要离开好一段时间，甚至几年，上面不准他把离开的事告诉任何人，他希望你忘记他。我真是非常抱歉。”

才说到这里，她就爆发起来。他完全不知道她说什么，因为她胡言乱语，而且尖声大叫，楼上的婴儿听到她的声音后，也开始哭叫起来。她在咒骂——不是针对他，甚至不是针对彼尔，只是瞪着眼咒骂——她想知道还有谁，到底还有谁还能再信任这种政府？不久她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乔治注意到墙上有几幅彼尔以女郎为主角所画的画，有几幅已大功告成，和他早期的作品相比，这些画有种拘束、听天由命的特性。

“你不喜欢他，对不对？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你为什么替他干这件肮脏的工作？”

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直接和能马上说出来的答案。在回到水湄街的途中，他再次觉得有人跟踪他，于是打电话结孟德皑，把他觉得出现过两次的一组计程车车牌号码告诉他，并叫他马上展开调查，但这次，孟德皑已外出，要到午夜后才会回来。乔治睡得很不安稳，才五点就醒过来。到了八点，他已回到沙瑞特，发现彼尔心情开朗。那些审问员没再来烦他，所长告诉他，交换的事情已获得双方协议，预料明天或后天就可以启程。

他的要求含有告别的意味：他剩余的薪水和代他拍卖杂物等所有的钱，都请替他寄到莫斯科的诺迪银行转交给他，这家银行也会代收他的信件。在亚诺芬尼画廊还有几幅他的画，包括他早期在大马士革任职期间画的水彩画，乔治能不能替他安排送过去？然后，就谈到怎样掩饰他的失踪。

“拖长一点，”他建议；“说我出任他职，说得愈神秘愈好，拖两三年，然后宣告出局。”

“噢，我想我们还有办法处理，谢谢你的建议。”乔治说。

自从乔治认识他以来，彼尔第一次关心自己的服装问题。他希望让人看起来有点来头地到那边去，他说：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莫斯科裁缝根本不可理喻，他们会把你打扮得象小官吏。”

“对。”乔治说。其实他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