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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设法弄粮食，这是爱兵如子。共产党军队不讲打骂，可司务长顶嘴，还骂人，事出有因，打也没啥。我听着脸臊得这个红呀，说阎教员你快别说了，你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可你把我与国民党相提并论了。

我当指导员时19岁，在朝阳牺牲的那个炊事班长已经30多了，这个司务长也比我大不少。部队讲资格，对年轻的领导不大服气。辽沈战役前指导员集训，一个抗战初期的老指导员发言，说我提条意见，不是给大家的，是给毛主席提一条。东北小孩伢子，黄嘴丫子没褪，动不动就提起来，能干啥？

16岁参军，17岁当班长，调我去牡丹江学译电，正赶上部队要去剿匪，我就要求去鹤岗剿匪。通信科长找我谈话，说人家调学都像考状元似的，你怎么不去？我不好说有人瞧不起我这个小班长，就编了个理由。动员大会上，合江军区一个副司令讲话，说许多同志积极参加剿匪，这个很好，可有的同志，像司令部通信班长王玉兴，是不是目的不明确，有发财思想呀？鹤岗土匪老巢有个采金沟，听说剿匪时有人真发财了。那时那人直来直去，讲话不拐弯儿。我一听，这个闹心呀，憋老气，上老火了。

土匪化整为零，我们也分散活动。有天得到情报，土匪要来偷袭司令部，参谋长派我去60里外一个团去报信，调一个团增援，并强调至少要两个人去。我心里寻思，一些人瞧不起我这个“小孩伢子”，副司令又说我有“发财思想”，是骡子是马，这回给你们遛遛。

我跟副班长说声我出去一会儿，拉马就走。太阳偏西了，有点饿，也有点怕。沿途到处是土匪，又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在村头小店买了两个“光头饼子”（一种用面粉烤制的点心），又喝了二两烧酒壮胆，左手抓缰，右手把支小马枪吊在胳膊上，发现敌人顺过来就能开火。

过个村子，路边门吱呀一声，出来几个土匪。问什么人，我说自己人，脚下马镫子一磕，手中枪就响了。听到后边枪响，那日本大洋马已经冲出几百米远了。快到地方了，明晃晃月亮地里，前边两个土匪叼着两个大烟袋，烟袋锅那红火一亮一亮的。东北抽烟的人多，那时都是个大烟袋。我的枪先响了，打倒一个。这下子可糟了，两边高粱地里枪声炒豆似的。那大洋马像箭一样快，那也快不过子弹哪，土匪打枪又准。那工夫也来不及想这些，只觉浑身血都往头上涌。老天爷保佑，竟然皮毛未损。

信送到了，团长说就你一个人？我说就我一个。这边我挺“英雄”的，那边参谋长可急坏了。有人说我开小差回家了，排长了解我，说不能。参谋长说能不能也是胡来，他一个人伤了、亡了，误了大事怎么办？我可没想这些，满脑子都被逞能好胜的个人英雄主义填满了。

当一年多排长，教导员想让我当指导员，营长要让我当连长，说当指导员就把王玉兴瞎了。我当了一辈子政工干部，体会最深的，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什么事都得做出好样子。战争年代还有一条特别重要，你得打仗勇敢，军事上有一套才行。

翟文清、赵兴元、张仲先、王志建等人，都是政工干部出身。有的当指导员还兼连长，有的当了教导员，又接着当营长。可对他们来说，干什么都算不得改行。

李洪奎老人说：

二保临江的三元浦战斗，我是20团1营教导员，带领主攻连2连占领村外几幢房子时，头部中弹，那血流的呀。后来医生说，那子弹再往里一点点，脑浆子就出来了。正包扎着，3连报告敌人要突围，我带2连迂回过去，抓了200多俘虏。

夏季攻势打南山城子，营长重伤，没副营长，就我和副教导员赵兴元。他带突击连1连打下一个制高点，还剩个砬子山，我说这个你掩护，我来。观察地形，发现敌人防御重点左侧有条雨裂沟，小树挺密，决定3连从那里攻击，又让2连放下背包，轻装绕到背后，从悬崖上攀爬上去，突然袭击，打敌人屁股。方案报到团里，认为很好，集中炮火掩护，歼灭号称“虎师”的新22师一个加强连。带突击排的副指导员张维明牺牲了，指导员李春山抱挺机枪往上冲。

冬季攻势打文家台，赵兴元当营长。这个人打仗好哇，勇敢，又有头脑，文武双全。我还带2连主攻，冲锋时趔趄了一下，我知道中弹了，是右大腿根。还好，没伤着骨头，还能跑。那时候，政工干部不能打仗，战士瞧不起你，说你是卖“狗皮膏药的”，在战斗部队难生存，只有到机关去。

赵兴元老人说：

一会儿军事干部，一会儿政工干部，要说有什么差异，那就是后者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