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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

过街的绿灯亮了，我们一起走过车行道，来到咖啡店外。露天座位上看不见薇奥莱特。她好像还没来。

“朋友不在？”雷米卡埃夫人问。

“也许吧，我没有看见她。”

“那我们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一边等你的朋友。”

我点了点头。我们在白色帐幕下的露天座位坐了下来。雷米卡埃夫人要了加菊苣的纯咖啡，我要了掺巧克力的卡布基诺。天空虽然有些阴云，但没有起风，大概不会下雨。店内放着MICHEL　DREJAC演唱的“PARLEZ MOI　D’AMOUR”，留声机时代的经典香颂，不过我是从磁带里听来的。我成长的年代早已远离了留声机时代。较之留声机和胶制唱片，我对磁带的感情更深厚一些。

一想到磁带，我不由把钢琴家遗留的，并且让我来巴黎接受的那盘空白磁带从外套口袋里掏了出来，拿在手里。夫人看了一眼磁带，端起咖啡杯。

“这次您来巴黎，会很快回国吗？”她问。

“我想不会很快回去的。”我把磁带重又放回口袋里。“我并不只是为了科洛先生的遗嘱来的。以前就一直很想来法国，来巴黎看一看，但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既然来了，我想尽量多呆些时候。”

“您的法语说得相当不错，怎么会一直没来过法国呢？”

“法语是大学的时候学的，至于以前没有来法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想了想，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一直没有来法国一趟。没有具体原因，只是一直没有来过。

雷米卡埃夫人喝了几口咖啡，把杯子放回碟子里。

“有个私人方面的问题想问您，可以吗？”

“可以，您问好了。”

“您和让－雅克·科洛，以前认识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并不认识科洛先生，只是从音乐杂志和电视新闻里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以前在哪里看见过您的名字，先生。”

“我想您可能看错了。”我说，“我的职业虽然和音乐有点关系，写过一些古典乐方面的评论文，但今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与科洛先生有关的文章。而且我没有来过法国。”

夫人略微考虑了一下，说：“那么，您和他是怎么认识的呢？”

“科洛先生来上海举行他的个人演奏会，我住在上海，并且会说法语，所以杂志社安排我在一月十六日那天晚上对他进行专访。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他为什么留给您这盘磁带，您清楚吗？”

“不清楚。我也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遗嘱里提到我的名字。”

在二月中旬接到拉韦尔律师寄来的信以后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打电话问律师，拉韦尔律师却说他只是忠实地执行遗嘱而已。钢琴家在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死去的那一天，给自己的律师寄了一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就好像是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一样。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封遗嘱信里提到前一个晚上才认识的我呢？我不明白。

我沉思了很久才端起咖啡杯喝上一口咖啡。咖啡已然变冷。

“恐怕我刚才提了几个不太合适的问题。”她说。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既然您今天要等朋友，那么，明天晚上您有时间么？”

“明天晚上？”

“我想邀请徐先生明晚来我家做客，参加我家的晚宴，”她看着我说，“您答应么？”

我有些顾虑，没有马上回答。

“您有什么不便吗？”夫人问，“是不是您已经另有安排了？”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服饰去您那里。”

“您过分绅士了。”她娴静地笑了笑，“我说的晚宴只是家庭式的，对着装没有要求。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我的家在巴黎远郊，明天我会派人来接您的。您现在住在哪里？”

“我现在住在一个朋友那里，在卢森堡花园旁。”

“有电话吗？”

“有的。”

雷米卡埃夫人把薇奥莱特家的电话号码记在了自己的移动电话上。一辆暗蓝色泽的迈巴赫型轿车驶到咖啡店门口。穿制服的司机下车打开车门。

“这样就可以了。明天下午会有人去接您的，您千万不要忘了。”她说。

“我不会忘的。”

“那好，我先走了，明天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