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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收到的。信寄自他当时所在的上海，无论是邮戳还是里面的日期签名都是一月十七日，即科洛先生不幸去世的那一天。信件确实是科洛先生亲笔所写，这已经得到验证。”

他把白底蓝边的航空信防在桌面上。航空信看上去有些像是从殓尸布裁剪下来的一角。

“这封信——这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里，主要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我，德·雷米卡埃夫人，以及徐先生。”律师说，“可能徐先生对我和德·雷米卡埃夫人还不太了解，这里还是说明一下为好。雷米卡埃夫人是科洛先生多年的朋友，而我，纪尧姆·拉韦尔，如您所知，是名律师，长期以来一直为科洛先生做些与法律有关的事务。

“遗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里，科洛先生委托德·雷米卡埃夫人，将他名下的所有个人财产捐献给某慈善医疗基金会。第二部分是我的工作，他委托我处理与唱片公司的合约问题，将已灌制部分的曲目版权收回，停止唱片发行计划。至于这第三部分，正是关于您的，徐先生。科洛先生希望您能接受一件礼物。也许不能说是礼物，因为这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物品，而且还有附加条件。条件就是这件物品必须由您亲自来巴黎取得。倘若徐先生不愿接受这个条件，那么，这部分的遗嘱自动取消，该物品将被销毁。”

律师讲完，把信从桌面上推了过来。

“这部分遗嘱的情况，我已经在信里和电话里大致讲给您听过。如果您对此还有所疑问的话，可以看看科洛先生写的信笺原件。”

我接过信，抽出信笺。信写的不长，只有一页，如律师所说，内容共分为三部分。第三部分写到了我

“……我希望徐先生能接受一件对我个人而言重要，而非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的物品。不过，该物品必须由徐先生亲自来巴黎取得，若他不愿领取，该物品销毁。……”

信内有一张我的名片。正是一月十六日晚上我采访让－雅克·科洛时给他的那一张。律师大概就是靠着这张名片联系到了杂志社，从而把信转给了我。

读完后，我没有说话，直接把信交还给拉韦尔律师。我有许多话想问，却不知该从哪里问起。

“科洛先生所说的物品，已经由德·雷米卡埃夫人带了过来。既然您已经来到了巴黎，遵循了科洛先生提出的条件，那么，现在就请您接受这件物品。”

雷米卡埃夫人打开随身携带的浅黄色皮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黑色的方盒，从外形看，很像是磁带盒。她把黑色方盒递给了我。

这确实是磁带盒。

我把磁带盒拿在手上端详了一会，将其打开，里面有盘磁带，黑色的卡式录音带。磁带从外形上看来普普通通，与人们日常用来录音或着播放的卡带是同一种规格尺寸。我抬起头，视线落在古董钟的下方，那里有一套落地式音响。

“可以吗？”我问拉韦尔律师。

“当然。”

律师颇有风度地点点头，从我手中接过磁带，走过去接通音响电源，把磁带放入卡槽里，按播放键。磁带启动。音箱里传出沙沙的空带运转声。如此过了二、三分钟，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磁带的卷轴确实在转动，带子匀速地从左方的卷轴缠绕到右方的卷轴。没有任何声音出现。

雷米卡埃夫人看了看我，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但她最终没有开口。办公室里的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磁带卷轴的转动。外面的走廊传来高跟鞋清脆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大约二十分钟后，磁带的一面走到了尽头。律师按停止键取出黑色磁带，换入另一盘磁带。几乎同时，席琳·迪昂的《芭蕾》响起。音响看来没有问题。再换入黑色磁带的另一面，启动，还是一片寂静。

在一片寂静之中，磁带的另一面终于也走到了尽头，依然是空白一片。磁带里毫无内容。

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留给我的，是一盘没有录过音的空白磁带。

签完一些手续文件，遗嘱的事已告一段落。我原来想再询问一下关于遗嘱和磁带的事，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问，于是起身告辞。律师既没有解释什么也没有多问什么，只是以一种饱含风度的沉默送我到了楼下。我们握手告别。

刚跨出事务所的大门，雷米卡埃夫人从后面叫住了我。

“请梢等一下，徐先生。”

“您有什么事么，夫人？”

她摇了摇头，走到我身边。

“您现在去哪里？”

“去对面的咖啡店等一位朋友